“盥漱室”里的草莽英雄
张少校在小佛阁住了数宵之后，乃冒着九十余度的盛夏溽暑，和不可测的敌、伪和土匪的危险，带着小和尚和另一个二十来岁、替他挑着简单的草席和行囊的小“勤务兵”，自己怀着一根小布朗宁，收起眼镜、手表，改装成个小商人，在山上众人还在梦乡之中时，三人乃悄悄地在残月微风之中，下山去了。他连续视察了另外几个收容所和一个病院，又回到他认为“关系重大”而“问题严重”的“游击总部”林家庄来了。
他离开总部不过两个多月，一旦归来才知情势已大变。庄外已树立了一棵大旗杆，大幅国旗，随风飘舞。庄门口，刁斗森严，已站了“双岗”，盘查访客，吆喝声声。幸好这些卫士大都认识小和尚，所以三人得进入闸门。
他们走到大厅时，更不免一怔——这正厅上方挂了幅粗陋而硕大的“太上老君”画像。像前有两张方桌摆成的“香案”。蜡烛台和铜香炉之后，则有三张分别铺着虎皮、豹皮和羊皮的“宝座椅”。最不伦不类的，则是厅中黑漆大柱上，还钉了一个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上印“盥漱室”三个大字——这牌子原是自林家自办的小学，所谓“洋私塾”的厕所门边墙上取下来钉上的。
当他三人走到“花厅”时，张、李两大队长和烟掸帚张三都已得报，自厅后花园内迎了出来。最使叔伦感到震惊的，是三人均穿了整齐的军服、皮鞋和武装带。领口上分别挂着金光闪闪的“上校”（张得标）、“中校”（烟掸帚；他黄色符号上写的是“参谋长张三延”）和“少校”（李连发）。
张指导员每次来视察时，总是住在小花园的书房里，可是这次这书房入口处则贴一张大红纸条，写着“内眷住宅，非请莫入”。叔伦一见也就止步了。但是小和尚不识字，乃冒昧地跑进去了——小和尚是在林家长大的，他是没有哪一间屋（包括以前“大太太”和“三少奶”的闺房）他不能进去的。
小和尚进去不久，当指导员和张、李等人还在花厅谈话时，小和尚便出来了，手里捧着个朱漆八角“果盒”装满了精致的点心；他自己的衣袋内当然装得满满的。小和尚说，那都是花园书房内“奶奶们、师娘们、小姐们”给的。“果盒”则是她们要他捧出敬客的。
“花园内这些妇女，都是些什么人？”张指导员不免要问。
“我们三人都四十来岁了嘛！指导员。”张三延代大家回答了这问题，他又恳求地说：“总得接个人、成个家呢。”
“指导员，”李连发也补充一句，“我们都暂时住在这里，将来找个‘孤庄独村’，就都搬出去。”
“那我还没有向你们道喜呢！”
“指导员，”张三延又说，“我们都未敢住正宅堂楼；正宅还留着给你和娘子来住呢！”
“……”叔伦愣了半晌又问道，“你们这些‘上校’、‘中校’领章谁叫你们佩戴的呢？”
“报告指导员，”张三延说，“我们部队发展很快哎——现在柳和集、周家集、西南馆……远至三叉河，都是我们的地盘。溃兵来投靠的，有‘蓝边的’（尉级），也有‘黄边的’（校级），逃难的难民之中，还有‘大学生’，我们没个‘上校’、‘中校’，压不住阵脚呢！”
“那你们就自己封官了！”
“先斩后奏嘛，”张三延“中校”尴尬地说，“等我们编妥了，人多枪多，再请‘军部’或‘委员长’追认嘛！”
“那你们现在发展了多少人？多少枪呢？”
“人‘招’不完——现在是‘青黄不接’嘛，”三延说，“枪更‘收’不完——到处都是！”
据张“中校”说，原先他们“买枪”——订价是“支枪斗米”，现在已降到“升米”。前天有位贫农“通风报信”。他们给他五升米，便在一个水塘内，“起”了两根“捷克式”和四根“二把”！
“那你们人枪总数有多少呢？”叔伦问。
“大致三四百吧，”三延说，“刘军需记有‘流水账’。”“刘军需”原来是帮过叔伦查账的林家“县城仓房”里的刘朝奉，现在被“委任”做了“上尉军需”。
“那你们又钉个厕所的牌子，又摆了香案干嘛呢？”
“我们的‘独立总队部’，总得有个‘办公室’嘛，”三延说，“我本想叫刘军需用红纸写一张贴着。后来我们三人一商议，还是挂这搪瓷牌子，气派些……”
“为什么呢？”
“啊，我们摆了香案！”三延说。他又转述刘朝奉的话：“‘盥漱’就是‘洗脸漱口’的意思。摆香案，再洗脸漱口，不就是‘斋戒沐浴’吗？”
“摆香案又是哪门子事呢？”
“指导员有所不知，”三延说，“此地现在耍枪杆子的‘小把戏’，都是帮里的‘庆字辈’，不开香堂，哪能‘压’得住他们？”
据叔伦后来的调查，张三延也拜了张得标做“老头子”，自己做了“延字辈”。他本有个谱名，但是向来未用过也就忘了。所以取个新名字叫“张延三”。后来他又改称“张三延”，“张三延”与“张三爷”声音相近，“徒弟叫起来气派多了”！
自从“张三爷”入了“帮”之后，所有“庆字辈”——包括李连发——不叫他“师父”，也称他“师叔”——他可“通吃”。“开香堂”虎皮椅原是“嘏字辈”张“老头子”坐的。但是“嘏字辈”太高了，不能收徒弟，收了，“庆字辈”不服，会天下大乱的。
再者按他们“帮规”，弟兄伙“做官”，文的要做到“戴斗笠”（高级“简任官”），武的要做到“红边边”（少将以上的“将级”高官——将级的徽章是“红边”的），照例“老头子”要送回“门生帖子”的——以后不再“师徒相称”，而以“兄弟手足”相称了。据张三爷说，“孙总理”、“蒋委员长”，红军里的“朱总司令”、“刘总司令”、“贺总司令”……以前都“在帮”，“官”做大了，都“出帮”了——张得标如今已官拜上校，“再爬一级”，王屠户就要“退门生帖子”了。现在“香堂”由延字辈的张三爷主持，是帮规使然，倒不是他要“架空”张上校。
至于抽大烟的不能“在帮”，那是“老规矩”，抗战是新阶段，新规矩就不讲这些了，何况张“老头子”，正在戒烟呢！？
“那你们三四百人的粮饷，哪里来的呢？”
“我们还没动林家的‘高仓’啊，指导员，”三延得意地说，“我们收‘田亩捐’、‘铺面捐’——有人有枪，还怕没钱没粮！？我们在‘西南馆’开了个‘拘留所’——还有哪个王八羔子敢抗税、抗捐？”
“你们不是招收了一些‘蓝边的’、‘黄边的’吗？做什么用呢？”
“大有大用，小有小用，”三延说，“那个黄边的什么他妈的‘营附’不服气，赶他妈的娘！给他三十块钱，赶他到武汉去找老上司去了……”
“你们这里，真有大学生吗？”
“有两个，”三延说，“我留他二人当上尉参议，并请他们入帮……”
这时三延甚忙，传达员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他并大声招呼大厨房备酒席，并打扫“正房堂楼”；而且要找个“好姨娘”，晚上陪指导员“过夜”，郑重其事的。
叔伦要把那两个“大学生”找来见见面。不久三延果然领他二人来了。一个叫张志文，二十三岁，原在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另一个同年的叫祖作青，北平“辅仁大学”外文系四年级——两个标准北方爱国大学生，这次逃出“敌区”，进入“游击区”，想去武汉参加抗日阵营。柳和集是他们脱离“敌伪区”的第一站，他们听说张得标是个“游击队司令”，所以到林家庄来拜访、投效，就被“张参谋长”留下了——他二人和“新四军”的张叔伦少校，真一见如故，有好多共同语言好谈。
不久酒席开出了。入席之前，叔伦去小便处小便，祖作青也跟着来“小便”。在便桶边二人并肩而立时，作青忽然轻声向叔伦说句英文，问他：“Do you speak English major?”叔伦说：“Yes, I do.”作青乃低声用英语说：“此地对你很危险！愈早离开愈好。我和志文和你一道走！”
叔伦闻言大惊，点头会意，二人心照不宣。叔伦本人亦早有此感觉。
这场酒席，非常丰盛。叔伦也认真地欣赏了林家所藏的“百年汾酒”，喝得半醉。稍作休息之后，叔伦乃佯称另有战地医院要视察，并回“军部”作汇报，好使叶军长对他三人“加委实衔”，免得做“黑头上校”……叔伦并说军部有军用卡车，每周开往武汉领军火。张、祖二青年如想到“后方”投考军事学校，也可搭“便车”。两青年闻言大喜，便准备与张少校同行——好在他二人通过敌区关卡时，行囊尽失，现在身无长物，说走就走。
可是“张司令”和“张老参”，却诚意苦留，劝指导员在“堂楼”留宿一宵，稍舒劳困——三延说他已“捡了个很体面的‘姨娘’陪睡，保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