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式”的理论与实际

　　在一九三八年的盛夏，在昭觉寺的小佛阁之中，当小莹对张叔伦所做的地主家庭的“调查研究”提出以上的补充时，叔伦也对她的“补充”，提出理论性的“补充”，足使众姐妹大为折服——虽然据李兰的回忆，那时李兰、朱三妈、涂全胜、王秀英她们和李七爹，对“张书记的话”，一句也未听懂。

　　“张书记那时是我们山上山下的最高领导，”李兰说，“也是最忙的人。”叔伦认为山下那个“自卫大队”只是“乌合之众”，“迟早要出大纰漏”。那时秋收季节已近，当地原先解体了的国民党政权，已恢复了“乡镇建制”。日本人也搞出个伪政权，使原来的“三不管”的地区，渐渐地变成了“三管地区”，而三方面的目标都是在争取“秋收”。等到他们由“三管”而“竞争”、而“摩擦”、而“冲突”、而“刀枪相见”，则地方农民就更要遭殃了。

　　所以张叔伦认为他工作的当务之急，第一便是对“自卫队”那批乌合之众，加强“思想教育”；第二便是根据共产党的“苏区经验”，抓“基层组织”，因为国民党“干训团”训练出来的一些“乡镇干部”已逐渐形成一种新官僚体系、新地主阶层——他们不但与当地农民脱了节，与老地主（如林放鹤堂）也有尖锐的矛盾。这种新官僚、新地主，可能比旧官僚、旧地主更为可怕。

　　“最倒霉的还是胼手胝足的贫苦农民，”叔伦告诉诸姑娘，“我们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抓基层组织，根据叔伦的指示，最好以林家原有的“佃农”为基础。叔伦在他们林家账房内，已找出他们全部名单和账目。这些“佃户”，不但与林家有“东佃”关系可以善加利用，有的甚至与林家有深厚感情——像赵婆婆的一家——他们可以林家名义去“减租减息”，充实义仓，争取“秋收”。不要像国民党乡镇干部，那种“竭泽而渔”式地贪污自肥胡搞一泡。

　　“维莹啦，”叔伦特自告诉小莹，“这个世界不是个单纯的‘好人’和‘坏人’对立的问题。那是个‘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是个‘不同阶级对立的问题’啊。”

　　叔伦认为林文孙这位“公子哥儿”是位有情感、有正义感和有血性的“好人”。他所看到的社会上的不平和罪恶——例如男人欺侮女人的问题，富人压迫穷人的问题——都只限于他耳闻目睹的小圈圈，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局，也没看到彻底解决的方法。

　　其实所谓“好人”、“坏人”都是相对的。如果不牵涉“本身的利益”，社会上人，绝大多数都是“公正”的——虽然“公正”的观念和范畴，亦有其严重的阶级性。

　　叔伦强调说，一桩事如牵涉当事人“本身的利益”，则绝大多数人（包括你与我）都是“自私”的——只是各人“自私”的程度，颇有不同罢了。有绝顶的自私自利——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有轻微的自私自利。有心黑皮厚的自私自利，也有时感脸红心跳的自私自利。二者的分野，就是“坏人”和“好人”相对的定义了。

　　至于制度，那分别就大了。一个好人如不幸卷入了坏的制度里去（例如传统的封建制度），那你最多只能做个“清官”——清官事实上干的也是一些“助纣为虐”的事，做坏制度的帮凶。例如目前那些腐化贪污的国民党“乡镇干部”，有很多都是有血性有正义感的青年。但是你一旦“身在庐山中”，视而不见，就跟着贪权好利的腐化了——人总是“人”嘛。大权独揽、金钱在握、美女在抱，连孔老夫子、耶稣，恐怕都心慌意乱了，何况我辈凡夫俗子呢！？

　　但是，据叔伦说，一切“制度”都是“阶级”的产品。人类对自然事物自从发生了“私有观念”之后，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上面的阶级便统治下面的阶级。“统治阶级”便压迫“被统治阶级”。压迫的方式很多，最巧妙的方式便是把这“方式”化成“制度”——例如“封建制”、“地主制”、“资本主义制”、“宗法制”等等——和与这些“制度”有血缘关系的“风俗习惯”，例如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等风俗。

　　所以要解决社会上一些不平的现象，不是单纯的镇压、消灭坏人的问题，必须搜根，必须彻底解决。彻底解决之道，则是要变换这个现有“制度”；要变换这个现有“制度”，则必须消灭这个“制度”的“现有统治阶级”。要消灭现有统治阶级，则必须发动现前的“被统治阶级”，向现前的“统治阶级”作“阶级斗争”，争取“解放”。

　　因此“抗日战争”只是一种对抗国际“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解放了而阶级没有解放，则抗日战争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贫苦农民，便失去意义。所以为着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叔伦指示诸同志应以组织西山东区的贫农“地下网”为当务之急。只有这以贫农为主体的“地下网”，才是真正革命阵营里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礁石，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消灭不了的革命基础和原动力。但是要组织好这个地下网，他们要有个颠扑不破的“革命指导力量”。

　　叔伦这位已有十二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这次是自动请调，衔命而来的。武的任务是发展游击武装；文的任务则是发展地下党的组织。他是本地区的“书记”。凡经他亲自遴选训练的前“政宣队”老同志叶维莹、曹文梅等七八人，今次都经过“张地委”介绍正式入党；朱三妈、李七爹都志愿列入“预备党员”；李兰、小和尚、王秀英、涂全胜等则加入“青年团”；张得标、李连发则由“新四军军部”加派“游击队正副队长”军衔为“外围”。张书记认为“烟掸帚张三”的“问题比较严重”，暂不加委，借口是“先戒烟瘾再说”。

　　新四军政治部张叔伦少校直辖之下原有六个“临时难民收容所”、一所“医院”，随张少校而来的地下组织，因而也有一个“书记”和七个“副书记”。昭觉寺这一支部，由张书记提名叶维莹为“副书记”，小莹因身怀六甲，不任繁巨，坚辞不就，并改推朱三妈或曹文梅担任。但是张书记不许。他认为朱三妈是个最理想的工作干部，但目前不能当领导干部——她还需要有耐性的“思想教育”来改造。文梅的才能甚强，张书记则认为维莹的“社会关系”，在目前比才能更重要，劝小莹勉为其难。

　　至于“社会关系”，文梅和维莹都知道，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另一半则是书记的借口而已。叔伦知道文梅的工作能力远非维莹能比，但是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小莹思想搞通了，而文梅则没有切身的体验，思想没有深入她的灵魂，而当革命干部，在叔伦看来，“思想战线”，还是比重最高的。

　　有了这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张书记如臂使指地运用起来，西山东区的农村，就逐渐变红而永不褪色了。

　　“你又不是替美国CIA工作”

　　林文孙博士听到老友李兰场长所叙述的，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也是抗战第二年）共产党在他家乡搞地下组织的情形，不禁豁然而悟。

　　他告诉李场长说，当他于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第二年）从印度回国返乡时，只见家乡一片糜烂，荒田处处，民生痛苦达于极点。那时他父母便告诉他，家乡到处都是共产党。连最忠厚老实的赵全财和他的老婆（赵婆婆）的三个孙子，有两个都当了共产党。他另外在上海做工人的两个孙子，也在搞罢工、搞工运。

　　“连这个‘小茅匠’都是个共产党！”一次爸爸指着小茅匠告诉文孙。那时爸爸要在“老马房”之后，添盖一间茅草“披厦”，好让带伤归来的儿子有一榻之地，所以找小茅匠来帮忙建造。

　　这个“老茅匠”的儿子“小茅匠”是文孙儿时一起穿“开裆裤”的玩友，亲如兄弟；这时正爬在屋上铺茅草，忙得一身汗。

　　“小茅匠呀，”文孙仰起头来，笑着问他，“你也当了共产党了吗？”

　　“三哥……”小茅匠抹一抹头上的汗，傻笑了一下，又去铺茅草了。

　　“小茅匠那时的直接领导，就是你的老婆呢！”李兰说着笑成一团（这原是桩十分滑稽的故事嘛）。李又说：“田军是我们那个地区的副书记呢。”

　　“小莹那时在什么地方？”文孙问。

　　“我们那时都在苏北，”李兰说，“国民党把你的老婆孩子，和我们整个基层干部，在‘皖南事变’之后，都赶到苏北去了。”李兰唧唧地笑得好开心。她又说：“国民党说我们是‘匪’，我们这群男女‘共匪’——包括你那八岁的儿子‘小共匪’，都在苏北、鲁南一带‘流窜’！”

　　“你们那时如果私下通知我，”文孙认真地说，“我可前去加入你们，带着老婆孩子，和你们一道‘流窜’。”

　　“哪有那么容易！”李兰也认真地说，“那时国民党坚持要肃清苏北鲁南——内战，解放战争正在最高潮，你纵使来了，组织上肯定信不了你……”

　　“你们和小莹应该可以信任我嘛。”

　　“那时内战正在疯狂地进行中，大家组织性再坚强不过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