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陶渊明归隐

　　陶渊明以其能真正脱弃轩冕不耽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 ，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 ，同时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着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在魏晋诗人所写的那些企希隐逸的诗文中，隐逸常常被想象和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如嵇康笔下的隐逸生活不是“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 ，便是“乘风高游，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 ，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自谓绝尘埃” 。阮籍笔下的那位“大人先生”更近于神仙：“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绯徊无所终极”“先生过神宫而息，漱吴泉而行” 。既然不以天下为意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既然游于神宫漱于吴泉，那么隐逸就变成了游仙，超脱俗世就变成了弃绝人世。

　　诗人们想象中的隐者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信，而《晋书·隐逸传》中所载的那些历史中真实的隐者也同样不近人情。嵇康临刑前曾说“昔惭柳惠，今愧孙登” ，诗中的这位孙登“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 。同传所载的另一隐者郭文也是终身“不娶”，入于“吴兴余杭大辟山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恒着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名士温峤当面问他说：“先生安独无情乎？” 还有一位隐者索袭，“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 。隐逸的动因常常是敝屣名利、尘视富贵，可对于这些隐居在土窟岩穴或无人之地，既不交当世又不娶妻子的隐士，他们轻名淡利的诚实性大为可疑。试想，如果不想博得当世或后世的美名，他们干吗不让自己隐居在平民所生活的那些平平常常的墟落，过平民所过的那种正正常常的生活，让自己消溶在这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中呢？隐居于深山穷谷“无人之地”无非是要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惊叹，不交于众以矫其清高，高自标置以显其孤傲，惊世骇俗以炫其不凡，这恰恰是以逃名的方式求名，以对人间情爱的冷漠来掩饰对世俗声利的热衷。

　　与以上这些诗文中想象的和历史中真实的隐者正好相反，陶渊明的归隐是回归到平民百姓之中，虽远离市朝但不索居于人世。如《和刘柴桑》一诗说：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

　　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

　　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隋书·经籍志》有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诗题中的“刘柴桑”即刘遗民。萧统《陶渊明传》说：“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浔阳的这“三隐”各自归隐的形迹与心态都不相同。刘遗民原名程之，桓玄篡晋前夕便辞去官职入庐山师事高僧慧远，自称是被国家遗弃之民，因而改名刘遗民，自此绝意于人世也无意于妻子。刘对陶渊明久有山泽同隐之招，诗人却不忍且不愿抛开亲人故旧一个人离群“索居”。世间的富贵荣华高官厚禄无一系累，唯独割舍不开的是人间相濡以沫的挚爱与温情，结庐只能结在人境，要隐也要隐在人间。“景物斯和”的“良辰”既使他感到新奇舒畅，也提醒了他还有许多农事得赶快料理——“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修整好破旧的西庐茅舍，耕作南野刚垦过的新田，春寒料峭时斟几杯薄酒解饥消乏，田野归来与妻儿邻友一块嬉游聚谈，诗人对这种生活觉得由衷的满足，人生如此无复他求。“耕织称其用，过足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这儿远离了你争我夺的“世事”，脱落了熙熙攘攘的尘嚣，淡漠了生前身后的毁誉，人间可亲，田园足乐，何苦还要抛亲别友去荒山僻谷“索居”呢？

　　不仅不到荒山僻谷“索居”，为了求友他反而向南村“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移居二首》

　　这两首诗写喜得佳邻的快慰，由此可见诗人对人际友谊与温情的珍惜。移居南村全不在于风水吉祥的住宅，一间“取足蔽床席”的“弊庐”足矣，更不是为了去攀附那儿的朱门大户，为的是能与淳朴淡泊的“素心人”度过朝朝夕夕，便于与“邻曲”们“时时”往来。有时与邻居一块去野外登高赋诗，或者大家围坐一起赏文析疑，诗人的高情雅趣令人仰止；有时邻里之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大家无拘无束地谈笑话家常，诗人的为人又是如此亲切随便，就像我们自己身边一位脱略形迹的朋友。锺惺在《古诗归》卷九中评论说：“二诗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亦想见公和粹坦易，一种近人处。” 陶公超然于人际的成败穷达，“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人世的高官厚禄轩冕荣华全“不入眼，不入口”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对衣食的操持和对农务的兴致，正反衬出他对仕途升降与人世荣枯的冷淡；另一方面他离不开“素心人”亲密的情感交流，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开心的“言笑”使他乐而忘倦，“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对人际的关怀与温暖是如此渴求。诗人对人际的超脱与关怀在这两首诗中同时得到了真切地表现，我们觉得他是那样翛然旷远超尘绝俗，又是那般随和自在平易近人。

　　他的超尘绝俗处可敬可仰，他的随便“近人处”可爱可亲。这种双重特性构成了陶渊明归隐的独特意义。清伍涵芬在《读书乐趣》卷三中指出：“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复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 伍氏所谓“旷情逸致”“翩然欲仙”，是指陶渊明对人际利害和世俗荣华的超越，所引“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正说明陶渊明对人间冷暖的关怀和对人际温情的渴慕。为了阐明陶渊明归隐的独特意义，这里不妨引录《归去来兮辞》中伍涵芬所论及的原文：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的确，如果陶渊明只一味地“请息交以绝游”“临清流而赋诗”，而不渴求“悦亲戚之情话”，或不乐意“植杖而耘耔”，也就是说，如果他只有超尘出世的洒脱情怀而没有人际关怀与人间挚爱，那他就像传说中的松、乔一样没有存在的真实根基，就像上面《晋书·隐逸传》中那些“同于槁木”的隐士让人觉得冷漠而又矫情，人们同样可以用温峤问隐者郭文的话来质问他：“先生安独无情乎？”人际关怀是人际超越的生命动力，没有对人际的关怀也就没有对人际的超越。假如不执着于人间的价值信念，假如不肯定人间的是非标准，怎么可能憎恶人间的是非混淆和价值颠覆？怎么可能因此而远离官场归隐园田？怎么可能超脱功名浮嚣和利禄贪竞？假如没有对人间的挚爱与温情，怎么会去超越人际的倾轧、暗算与虚伪？

　　在陶渊明那些风高调逸的诗文中处处都洋溢着广被人间的挚爱与温情，即便在那篇发誓要“潜玉于当年”的《感士不遇赋》中，他仍然崇尚“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信念。在他的诗文中，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诗人尊亲爱子笃友的深情。《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写尽了宦游客子一片怀亲至情：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