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对自我的体认

　　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是任真适性，也就是让自己如其所是的那样本真存在，让自己去其遮蔽而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现在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陶渊明而言，什么样的存在才是本真的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才不违其本性？要如其所是的那样存在就得先知道自己是谁，要如其本性的那样呈现就得先知道自己的本性。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就难以确定自己的本分，就可能在生活中装出一副自己非其所是的样子，因而，任真适性的人生理想首先必须落实在对自己生命真性的体认上，正是从这一角度，卡西尔断言“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 。

　　不过，“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只是指二者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认识自我与成为自我并不能分为前后两截，人总是随着自我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越来越成为自我。人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审视和探究自身的存在物，自我认识不仅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我存在本身。陶渊明每次出仕都是一次自我认识的深化，出仕的过程也就是他自我认识的过程。在一次又一次“矫厉”和扭曲自己以迎合官场的痛苦经历中（参见《归去来兮辞序》），他才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内在本性。

　　陶渊明对自己青少年时的天性和志趣的描述彼此矛盾，有时他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这些诗中的陶渊明是那般志大气雄而又豪侠莽撞；有时他又说自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中的青年诗人又是那般闲静淡泊，超然世外。前后诗歌所描绘的好像是两个陶渊明，到底是“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还是“林园无世情”的陶渊明更如其所是呢？陶渊明自己恐怕也不能马上作出肯定的回答，他早年对自己根本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早期形象勾画的相互出入显露了他对自我认识的矛盾。

　　自己给自己勾画出的自我形象，是他自己如何确立自我身份的前提，是建构自己存在方式的参照系，“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诗人对自我认识的矛盾造成了他存在方式的冲突，造成了他在人生旅途中进退出处的左右摇摆。老来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对自己的儿子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所谓“东西游走”是指游宦四方，《拟古九首》之八也称自己少时曾“抚剑独行游”，《杂诗十二首》中之九、之十、之十一等三首诗，都是慨叹旅途行役之苦，王瑶先生认为“此三诗为盛年所作”，将其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公元401年），陶渊明时年三十七岁 。它们可印证诗人晚年“东西游走”的自述。下面两首诗具体生动地抒写了他当年“东西游走”时的心态：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

　　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

　　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

　　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

　　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

　　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

　　——《杂诗十二首》之九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

　　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

　　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

　　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

　　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

　　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

　　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

　　——《杂诗十二首》之十

　　前首写泛舟水路，后首写乘车陆路，二诗或许都是写东下建康一带的情事。前者说自己从仕于千里之外，身奔走在仕途而心仍系念于家里，在遥远的天涯景况荒凉心绪寂寞，不得归家反而更是思家。后首说自己平素闲居的志向是摆脱世务而求自在自适，为时势所激被驱上了游宦羁役。学者常把诗中的“荡志”释为“狂放的意志”或“放纵之志” 。“荡志”在陶以前是一个动宾词组，意思是荡涤胸襟以遣忧思，如楚辞《九章·思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曹植《感婚赋》中有“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 的辞句，陶诗中的“荡志”也应指荡涤胸怀以求安适的志向，而不是“放荡”“放纵”或“狂放”的意志。心存“荡志”却置身官场，自然就有“暂为人所羁”这种被拘被囚的感受。这两首诗抒写的同是“心为形役”的烦恼，同是心与迹及心与身的冲突和分裂，同是诗人害怕失去此生的焦虑与不安。

　　心迹难并和身心分裂就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诗人行为所表现的并非其本然的，所呈现的并非其所是的，他的所求超出了自己的本分，所行抵牾于自己的本性，这一切都起于诗人不知“分”，而不知“分”又由于他不知“性”——只有深刻明了自己的本性才能清楚地确定自己的本分。“不知分者，由于不知性也。分即是性，离性岂别有分！今人只是求分外事，何尝知有分内事，故无一而可安。只缘不能尽心知性耳。知性则知分矣，未到知性则唤什么作分，纵有言说都无干涉。” 陶渊明将青少年时“东西游走”的原因归结为“家弊”，好像是为了糊口而不得不如此。他“少而穷苦”（《与子俨等疏》）倒是事实，可他老来照样还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之三），《有会而作》一诗感叹道：“弱年适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不过，他四十一岁以后不仅没有因“老至更长饥”而“东西游走”，反而因悟“今是昨非”而“介然安其业”（《咏贫十七首》之六），义熙末还辞去朝廷著作郎之征。这说明“少而穷苦”只是他早年“东西游走”的外在原因，真正使他“驱役无停息”地“奔走”的内在原因是他对自我缺乏深刻的认识，当时诗人自己对自己还没有一幅清晰的自我形象，对自我本性认识的游移不定才导致他躯体的“东西游走”。

　　早年由于不知其性不明其分，诗人便不能行于所当行，求于所当求，止于所当止。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表白说：“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杂诗十二首》之九也说：“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时来苟冥会”“顺流追时迁”说明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左右着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断改变自己生命的存在方式以适应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时来苟冥会”是暗暗去迎合“时”势，“顺流追时迁”是努力追随当“时”的潮流。不明自己的本性与本分必然缺乏真识定见，缺乏定见则必然随波逐流。“时来冥会”或“顺流追时”便是扭曲自我的本性以随顺时势。

　　陶渊明身上的确曾有过对功名的向往，曾有过“逸四海”的“猛志”，也曾有过“脂我名车，策我名骥”（《荣木》）的热情，但是，这些都是他青少年时期“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之十六）中获得的入世情怀，它们并不是诗人生命中的“性体”，不是他生命中作为根基的存在结构。入仕之前和入仕之初，他将自己向往功名的热情与“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的心性等量齐观，以为自己退有“园林无世情”的超脱怀抱，进有“绸缪”国事的志向与能力，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才是他生命中不可移易的真宰，而向往功名只是青少年时期获得的志向，因此，就出现了诗人存在方式与他内在本性之间的错位：一个“少有高趣”的人偏要挤身尘嚣喧杂的官场 ，一个“笃意真古”的人却去“曲从人事”，这就像硬逼着黄牛去驰骋疆场，在自己生活中扮演了非其所是的角色。不知其性就会干出这种违性失真的事情，不知其分就要去追逐自己分外的东西。所行非其所是自然引起身心分裂的痛苦和迷失此生的不安，如《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说：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此诗于义熙元年乙巳（公元405年）三月，诗人在刘敬宣幕做建威参军，为刘出使京都途经钱溪时所作。钱溪是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多年以后重经此地目睹山川品物“事事如昔”，好像与故友重逢那般亲切而又熟悉。眼见高林洗润于微雨，云翮矫翼于清风，微雨清风云翮这些品物各得其所，自己却做此参军一形受制，因而生出羡彼品物自愧不如之叹。诗人奔走仕途却“终怀归舟”，出使京城却又梦想田园，身处人欲横流的官场却不易其淡泊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