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号上的无线电舱便是我的“情报总部”。是的，“比拉”号原先船头位置的舱室，如今已经堆满了价值三万五千美元的无线电装备——这些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安装着短波接收机和海军专用发射器的机架之间，仅能勉强容一人坐下。我从“南十字星”号上盗得的两本书都已经用防水包收纳妥帖，放在主发射机旁边——那里原本摆放着一个厕纸盒。每次记录电码，我都必须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关上舱门，这间舱室会变得非常闷热难耐。当然，能关上门本身就已经不错了——一次挤上来九个男人，“比拉”号早已没有了可以安睡的个人空间。至于这个原本被船员们用来当作厕所的舱室，更是失去了曾经的私密属性。大家(尤其是海明威的两个儿子)都喜欢拿这件事情开玩笑说，船上的首个战斗减员，一定会是在激烈海况下，因为在甲板上解手而掉进海里溺死的。

　　我抓起耳机戴上，甲板上传来的大多数噪音瞬间被隔离了。现在，我需要尽量摆脱此番“出海”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杂念纷扰，集中精力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在雪茄工厂的小酒馆外关门遁去之前，我透过门缝看到了德尔加多对面的家伙。尽管我俩的目光交汇只有不到两秒，但这已经足够我识别出对方的身份了。两年前，在墨西哥城，我曾经在一份档案中看到过此人的照片。最近，在德尔加多提供的有关西奥多·施莱格尔的档案中，我又了解到了他的姓名和代号。准是他没错：发色黝黑，梳着南美洲流行的背头，两侧鬓角直抵耳垂，有一双如幼犬般悲伤的眼睛，右侧眉毛比左侧更加浓密(不过，在他发现门被开了一道缝的时候，只有左边眉毛因为吃惊而扬起)，嘴唇丰满，精致的黑色小胡子更为他平添了几分魅力。他穿着一身名贵的浅色西装，一条酒红色的丝绸领带扎得非常讲究，领带上绣着低调而华丽的钻石型花纹，还有金丝穿插其间。

　　此人便是纳粹党卫队的三级中队长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如果四月的秘密情报处评估报告所料不错，他现在或许已经当上一级中队长了吧。四月，曾经有消息说贝克接到命令，要在五月初从里约热内卢返回柏林述职，接受职务调动，还可能得到晋升。

　　贝克时年二十八岁，与我差不多同龄。1912年10月21日，他出生于德国莱比锡。在家乡读完高中之后，他立刻加入了纳粹党。1931年，贝克获准加入党卫队——所谓党卫队，原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贴身武装，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纳粹党组织中最令人恐惧的力量，与盖世太保、死亡集中营以及党卫队自身的情报部门“帝国保安部”齐名。当年，作为一名十九岁的青年，贝克能够加入党卫队着实称得上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大事。他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纳粹党档案证实，他是一名非常卓越的组织者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狂。1937年4月20日，贝克晋升为党卫队少尉，并被立刻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5月9日，他抵达阿根廷，住进了蒙特帕斯考尔酒店。贝克在阿根廷首都的掩护身份，一直都是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阿莱曼商贸进出口公司”的代理人。直到上个月，他被柏林方面召回，得到又一次晋升，并接受了新的任务。

　　联邦调查局和秘密情报处派驻南美的分支机构，都将约翰·贝克视作西半球上最棒的纳粹特工。1940年，阿根廷警方差一点儿就将贝克捉拿归案了。然而这名党卫队分子却顺利地逃到了巴西，为阿尔布雷希特·古斯塔夫·英格尔斯(也就是西奥多·施莱格尔)的上级，以及被盟军破解的“阿尔弗雷多”加密无线电发射台提供过力所能及的帮助。1941年，在一封被海军情报局截获的发往柏林的密电中，英格尔斯本人将贝克称作他在整个南美洲见到的“唯一真正的专业间谍”。英格尔斯承认，为了让基于里约热内卢的整个间谍网络得以顺利运作，这位党卫队特工在“脑力和体力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帮助。我之所以会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就注意到贝克，原因在于他是“帝国保安部”的成员，而英格尔斯的间谍网络隶属于德国军事谍报局。

　　帝国保安部与德国军事谍报局之间仇恨满满，因为双方尊贵的首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威廉·卡纳里斯——彼此非常厌烦。两人都希望自己麾下的机构成为第三帝国唯一的、真正的间谍机关。此种竞争关系，与不列颠安全协调组织和军情五处，或是联邦调查局和现在的战略情报局之间的关系类似。但是，只有在德国，这样的竞争关系才会发展成为机枪扫射或是致命阴谋。

　　最近，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党卫队成员、帝国保安部间谍——被“元首”亲自提升为一级中队长，并注定要肩负起更多的职责。事实上，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担：贝克必须以一人之力，将军事谍报局和帝国保安部在南美洲的间谍体系完全统一。而现在，这家伙正在哈瓦那城中的一家雪茄工厂，与我的联系人、我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唯一的“纽带”特工德尔加多会面。

　　我必须得好好想想了。

　　冥思苦想了四十五分钟后，我意识到整个事态存在四种可能性：

　　其一，德尔加多已经成了一名双面间谍，他之所以和贝克会面，是为了制订某种计划，旨在背叛我、海明威、联邦调查局，甚至美利坚合众国。

　　其二，德尔加多是在执行一项比监督我和“骗子工厂”更重要的任务。其任务内容有可能包含将约翰·西格弗雷德·贝克策反成为一名对抗第三帝国的双面间谍。

　　其三，德尔加多或许是在隐藏身份收集情报。他装成一名为贝克工作的间谍或是受雇线人，或者是装成双面间谍，以便向德国方面提供虚假信息。

　　其四，可能出现了某种我难以猜透的状况。

　　在这些可能性当中，第三种貌似是最合理的。我刚刚在无意中发现，德尔加多在做只有我们秘密情报处特工才会做的事情——我自己就曾经多次以潜伏身份开展工作。但这依然不足以让我放心。

　　最令我不安的，当属这一切发生的时机，以及帝国保安部和军事谍报局之间那莫名其妙的合作。所谓时机有些奇怪，原因不仅仅在于诸多间谍云集古巴，并且纷纷密切关注着海明威的业余行动，还在于施莱格尔和贝克的行为。无论他们在做些什么，巴西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早在数月之前便已摧毁了他们在那里的间谍网络，而他们却未曾停止行动。这两个家伙有可能已经知悉了巴西的抓捕行动，也知道如今发自里约热内卢的电报皆为盟军伪造，但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另一方面，施莱格尔是在几乎要被抓捕归案之前离开巴西的，而秘密情报处截获的电报显示，贝克在春天返回柏林的路上遭遇了一些麻烦，因为他所乘坐的意大利跨大西洋航班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曾经延误起飞。

　　更令人费解的是帝国保安部与德国军事谍报局之间的合作。在过去六年间，我对于这两个机构之间紧张关系的研究，比大多数秘密情报处特工都更深一筹。该死的，除了多诺万战略情报局的那些家伙，我或许是西半球上对此研究最为透彻的。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充分利用了我在大学和法律学校读书时所学的德语。

　　从表面上看，帝国保安部和军事谍报局之间在任务使命和权限方面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海德里希的帝国保安部一直负责在世界各地执行政治间谍活动，而卡纳里斯的军事谍报局则全盘掌控一切军事情报工作。如此的“君子协定”是在1936年底达成的。当时，希姆莱的党卫队与军事谍报局之间的争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马，以强制命令的手段终结争端。那一次的妥协，是党卫队及其情报机构帝国保安部在权力扩张道路上的又一番重大进展。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奠定最初的权力基础，是在1934年6月的最后一天。在所谓的“长刀之夜”，在希特勒的直接授意下，党卫队干掉了恩斯特·罗姆和其他数百名冲锋队头目。事实上，冲锋队在希特勒逐步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在那个血腥的夜晚，希姆莱将党卫队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队伍变成了第三帝国唯一的恐怖力量。他们不仅杀死了冲锋队那疑似同性恋的头目，更是彻底瓦解了一支拥有两百万成员的“街头军队”。“长刀之夜”之后不到三周，希姆莱便任命年轻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担任党卫队情报部门“帝国保安部”的负责人。

　　自1934年起，海德里希的主要敌人便不是外国情报机构，而是卡纳里斯那德高望重的军事谍报局。1936年的“君子协定”达成之后，两家机构都同意遵守所谓的“情报机构十诫”，将彼此的责任划分得清清楚楚。但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海德里希及其“老板”希姆莱一直在“元首”面前持续诋毁、破坏卡纳里斯的信誉。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瓦解有着百年历史的军事谍报局，将德国境内的一切警察、情报和反间谍机构都纳入纳粹党的保护伞下。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党卫队和帝国保安部的实际掌控者。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