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妮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文章里说以后也许不必教孩子如何读写，因为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将很快令读写能力失去存在的必要。我和妻子被这个想法吓得够呛，决定不管技术多么发达，我们女儿也要永远把传统的读写能力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

　　结果我们和那篇文章的作者都没有完全猜对：妮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阅读能力不在我之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丧失了书写能力。与那篇文章的作者所预见的不同，她不用口述消息并要求虚拟秘书重复刚刚所说的内容，只用在心里默念，视网膜投影仪就会在她的视场显示出文字，然后她再用手势结合眼球移动作修改。只要有需要，她都能像这样书写。但是如果屏蔽辅助软件，只给她一个我坚持使用的那种键盘，这句话里的许多单词她都拼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英语似乎成了她的外语，她只会流利地口说，却无法付诸笔端。

　　听上去我好像对妮可的智力发展感到失望，其实绝不是这样。她天资聪慧，尽管在别处能挣到更多钱，可她还是全身心地热爱美术博物馆的工作。自始至终我都对她的成就感到骄傲。可过去那个害怕自己女儿失去拼写能力的我仍然存在，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就是那个人的延续。

　　我是三十多年前读到那篇文章的，在此期间我们的生活经历了无数我无法预言的转变，而最悲剧的一个就是：妮可的母亲安吉拉宣称，她理应过上一种更有趣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给予她的这种，于是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行走于世界各地。不过，导致妮可形成当前这种读写方式的是一些日常的、缓慢的转变：利用一系列软件组件，实现其所承诺的功能和便利。而我在妮可刚开始使用它们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反对。

　　可以看出，我并不坚决反对新生事物，跟任何其他人一样，我欢迎新技术。可是当磨刀石公司发布新型搜索工具“会忆”时，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虑。

　　数百万人，有些跟我年龄相仿，但大多数要更年轻，他们持续数年记录生命日志，佩戴个人摄像头，不间断地拍摄自己的全部生活。人们翻阅生命日志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回顾生命中的美妙时刻到追寻过敏原，应有尽有——但从来不会把内容全看一遍，没有人想花那么多时间组合关键词并筛选搜索结果。生命日志是你能想到的最完整的影集，然而，跟大多数影集一样，只有在特殊时刻才有人翻阅。如今磨刀石公司致力于改变这一切，他们宣称“会忆”的算法可以在你把“针”这个词说出口的同时搜遍它掉落的干草堆。

　　“会忆”监控你的对话，把提及的往事显示在视场的左下角。如果你说“记得婚礼上那段康笳舞吗”，“会忆”就会调出那段视频。如果与你谈话的人说“上一次我们去海边”，“会忆”也会调出当时的视频。而且，不仅与别人谈话时可以使用，“会忆”还在监视你默念的内容。如果你念出“第一次就餐的川菜馆”这句话，你的声带同样会像出声阅读那样运动，“会忆”据此就可以调出相关内容。

　　软件在解答诸如“我把钥匙放在哪儿”这种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否认。但是磨刀石公司对“会忆”的定位超越了虚拟随身助理：他们想用它取代你的自然记忆。

　　吉金基十三岁那年的夏天，一个欧洲人住进了村子里。裹着尘土的燥风才刚开始从北方吹来，当地家族公认的首领赛维长老就发出了通告。

　　一开始大家自然感到戒备。“我们做错了什么？”吉金基的爸爸问赛维。

　　多年以前，欧洲人首次来到蒂夫。几位老人说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然后这里的生活就会变回以前那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蒂夫人必须要与他们和睦相处。这意味着蒂夫人做事的方式要发生很多改变，他们以前从未与欧洲人一起生活过。欧洲人来村里通常是为了收取筑路税，某些家族他们去得频繁一些，因为那里的人拒绝缴税，不过这种事情在尚加夫氏族没发生过。赛维和其他家族长老一致认为缴税是最好的选择。

　　赛维让大家不要担心：“这位欧洲人是一名传教士，也就是说，他只做祈祷。他没有权力惩罚我们，但是我们对他表示欢迎会让管理者感到高兴。”

　　他安排为传教士建造两间小屋，一间用于就寝，另一间用于接待。随后的几天里，每个人都要从收割高粱的工作中腾出时间去砌墙，打桩，编织茅草屋顶。夯实地面是最后一个环节，传教士恰在此时到来。他的搬运工首先出现，老远就能看见他们搬着箱子鱼贯穿过木薯田。传教士本人最后现身，尽管不用亲自搬运，他还是显得疲惫不堪。他名叫莫斯比，对于为他建造小屋的每个人，他都表示了感谢。他想要帮忙，可是很快发现自己对于建房一无所知，所以只好坐在角豆树的阴影里，用一块布擦拭额头。

　　吉金基好奇地看着传教士。那个人打开行李箱，掏出一样东西。初看上去它像一块木头，却又能被分开，吉金基认出那是一沓紧密装订起来的纸张。以前他也见过纸，欧洲人收税的时候会给他们证明税收金额的纸张。不过传教士正看着的显然不是同一种类，一定另有他用。

　　那人见吉金基在看自己，便邀请他到跟前来。“我叫莫斯比，”传教士说，“怎么称呼你？”

　　“我是吉金基，我父亲是尚加夫氏族的奥加。”

　　莫斯比摊开那沓纸并朝它比画了一下。“你听说过亚当的故事吗？”他问，“亚当是第一个人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尚加夫的后裔，”吉金基说，“蒂夫是我们蒂夫族所有人的祖先。”

　　“没错，但是你的祖先蒂夫也是亚当的后人，跟我的祖先们一样。我们都是同胞，你明白吗？”

　　传教士说起话来好像大舌头，不过吉金基还是能听懂。“嗯，我明白。”

　　莫斯比笑着指向一张纸：“这里讲了亚当的故事。”

　　“纸张怎么能讲故事？”

　　“这是我们欧洲人掌握的一种技艺。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纸上做记号，以后别人看那张纸的时候就会看到记号，了解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第二个人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听见第一个人说过的话。”

　　吉金基想起父亲给他讲过丛林谋生大师葛拜巴前辈的故事。“我们眼中只有纷乱的杂草，他却能看见金钱豹在其中杀死一只蔗鼠并把它拖走。”他父亲说。葛拜巴盯着地面就能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即便他当时不在那里。欧洲人的这种技艺一定很相似：理解符号的人能明白记录下来的故事，即使他们没有亲耳听到。

　　“给我讲讲纸上的故事。”他说。

　　莫斯比讲了亚当和妻子受到一条蛇诱惑的故事，然后他问吉金基：“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讲得不好，不过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莫斯比笑了：“你说得没错，蒂夫语我还没熟练掌握。但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我们听过的最古老的故事。你们的祖先蒂夫出生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吉金基有些半信半疑：“这张纸不可能有那么古老。”

　　“当然，这张纸可没经历那么久的时间。不过，这上面写着的话是从更古老的纸上抄录下来的，一遍又一遍地抄写，故事才得以流传。”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吉金基喜欢听故事，越古老的故事他越喜欢。“你那儿有多少故事？”

　　“非常多。”莫斯比飞快翻动起那沓纸，吉金基能够看见每张纸上都写满了符号，那里面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

　　“你说的那种理解纸上符号的技艺，只有欧洲人才能掌握吗？”

　　“不是啊，我可以教你。你愿意吗？”吉金基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感激用生命日志确定事实真相所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哪个法律程序，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不需要用到某个人的生命日志，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一旦涉及公众利益，发掘事情真相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公正是社会契约的精华所在，只有清楚真相你才能拥有正义。

　　然而，对于在纯个人事务中使用生命日志，我持怀疑态度。生命日志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有些情侣认为他们可以用其解决“谁究竟说过什么”这类争端，从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是要找到那段视频并不容易，除了那些钻牛角尖的家伙，没人能坚持到底。这种不方便是一个障碍，限制了生命日志搜索频率，只有必须寻求公正的时候才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有了“会忆”，寻找某个特定时刻变得更加容易，以前无人问津的生命日志如今像犯罪画面那样被仔细审视，家庭争吵中常用的证据大都散布在其中。

　　平时我给新闻板块撰稿，但也编写过深度报道。所以我给主编推介“‘会忆’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个选题时，他给我亮了绿灯。我首先采访了一对已婚夫妇，暂且称其为乔尔和迪尔德丽，他们各自的职业是建筑师和画家，让他们谈论“会忆”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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