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现在毫无头绪。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不仅转回了最初的起点，更回到了起点之前，离起点很远，比他能够想象的任何结局都要糟糕。

　　手表显示将近六点了。奎因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家去，每过一个路口都会加快步子。当他走到自己家那条街上时，已经跑了起来。今天是6月2号，他告诉自己。试着记住它。这是纽约，明天是6月3号。如果一切都顺利，接下来应该是4号。然而，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

　　他该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的时间早就过了，他在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能不能不理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扔到一边去行吗？行的，他对自己说，这没什么不可以。他可以忘了这个案子，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去，再写一本书。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去旅行，甚至出国待一阵。比方说，可以去巴黎。是啊，这倒可以考虑。当然，任何地方都能去，他想，任何地方都可以。

　　他坐在起居室里，打量着几面墙壁。记得这些墙面曾是一片雪白，可现在蒙上了一层奇怪的暗黄。也许有一天它们还将变得更加肮脏，变成灰色，甚至褐色，就像搁置过久的水果似的。一堵墙面由白变黄，由黄变灰，他对自己说。涂料消蚀了，这个城市的烟尘侵蚀着一切，泥灰从内部开裂。变了，还将继续改变。

　　他抽了一支烟，再抽一支，接着又抽了一支。他瞧着自己两只手，见手脏了，便起身去洗。在盥洗间里，水流入水槽时，他决定刮一下胡子。他往脸上抹了剃须泡，取出干净的刀片，开始刮胡子。出于某种原因，他发现照镜子不太令人愉快，所以一直避免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你老了，他对自己说，你变成一个老家伙了。然后他走进厨房，吃了一碗玉米片，又抽了一支烟。

　　这时是七点钟。他又在犹豫要不要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当他脑子里还在盘旋着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自己不再有什么主见了。一会儿，他看到了要打电话的理由，同时也看到了不打电话的理由。到最后，还是礼貌替他作了决定。不跟她打一声招呼就消失，这不大公平。但打过电话以后，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了。他说服自己，只要你把自己的打算跟人家说清楚，那就没什么关系。然后，你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但是，电话占线。他等了五分钟再拨。还是忙音。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奎因不停地在拨电话和等待之间交替，可结果总是一样。最后，他拨给接线生问电话是否出了故障。他被告知这样的查询要支付三十美分。随后电话线路里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拨号声混合着更多的杂音。奎因试着想象那个接线生的模样。这时又响起了一开始那个女人的声音：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奎因不知道该怎么想。这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他甚至搞不清该从哪里开始猜。是斯蒂尔曼，是电话没搁好，还是别的什么人在捣鬼？

　　他打开电视看了大都会队前两局的比赛。然后又拨了一次电话。同样的结果。在第三局前半局，圣路易斯队靠着一个保送上垒、一次盗垒、一个内野接杀，还有一个高飞牺牲打得分。大都会队在这一轮后半局里有威尔逊的二垒安打和扬格布拉德的一垒安打。

　　奎因发现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在意。一个啤酒广告上来了，他关掉了声音。第二十次拨打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电话，于是第二十次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第四局前半局里圣路易斯队拿到了五分，奎因干脆把画面也关掉了。他找到自己的红色笔记本，坐到桌边，连续写了两个小时。他不想再看一遍自己写下的东西。随后，他又拨打了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电话，听到的又是忙音信号。他砰地一声把话筒砸下，塑料都开裂了。当他试着再拨电话时，连拨号音都听不到了。他起身走进厨房，又做了一碗玉米片。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在这个他后来忘了的梦中，他发现自己正走在百老汇大道上，手里牵着奥斯特的儿子。

　　奎因第二天走了一整天。他起得很早，八点刚过就起床了，都没有停下来想想他要去什么地方。如此一来，这天他目睹了许多以前自己从未留意过的事情。

　　每隔二十分钟，他就跑进电话亭子里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就像昨天晚上一样，今天也没打通。到了现在，奎因已经觉得忙音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这已不再叫他烦心了。忙音已经成为了他的脚步的对位声部，像是满城纷纷扬扬的噪音中一个有规律地发出声响的节拍器。每当他想到，无论他什么时候拨号，忙音都在那里等着他，永远不会突然断掉，没有人说话，也不可能有人说话，就像是心脏的持续跳动，都会觉得很安慰。弗吉尼娅和彼得·斯蒂尔曼现在与他失联了。但可以抚慰他良心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尝试。不管他们把他带入了怎样的幽暗之中，他都没有抛弃他们。

　　他沿着百老汇大道走到72街，转向东面的中央公园西区，然后顺着公园走到59街，走过了哥伦布雕像。他在这里又一次拐向东边，沿着中央公园南区一直走到麦迪逊大道，然后折向右边，沿着闹市区走到中央车站。这样随意地转了几个路口后，他又往南走了一英里，沿着23街来到了百老汇大道和第五大道的交汇处，停下来看了一下熨斗大厦，然后换了方向，向西拐弯一直走到第七大道，他在这里左转，往闹市区走了一段。在谢里丹广场，他又转向东面，慢慢悠悠地走过威弗利广场，穿过第六大道，继续向华盛顿广场走去。他穿过拱门，挤过人群向南走去，一个杂耍艺人在一根松松地系在灯柱和树枝间的绳索上表演，他停下脚步看了几眼。转而他从东面的角上离开了这个小公园，穿过种植着一片片绿草坪的大学区，在休斯敦街转向右边。在西百老汇大道，他又拐了个弯，这一次是向左，一直走到运河街，稍微偏向右边，他穿过一个袖珍公园，转到凡瑞克街，走过六号门口，他曾在这里住过，然后他又向南走去，再次走过西百老汇大道和凡瑞克街的交汇处。沿着西百老汇大道来到了世贸中心大楼，走进其中一座塔楼的大堂，他在那儿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了第十三个电话。奎因决定吃点东西，他走进底楼的一家快餐店，一边在红色笔记本上写着，一边悠闲地吃着三明治。吃完后，他又向东走去，穿到金融区狭窄的街道，然后往南走去，向保龄球绿地走去，他在那里看到水面上海鸥翔集，在正午的阳光下晃悠着翅膀。有那么一会儿，他真想搭乘渡轮去斯丹顿岛，可转念一想还是继续往北走去。在富尔顿街，他向右拐，顺着东百老汇大道朝东北方向走去，穿过乌烟瘴气的下东区，接着进入唐人街。在那里他又转入包厘街，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到14街。随之又拐向左边，穿过联合广场，继续往上城方向走到公园大街南面。到23街，他转身向北。走过几个路口后，他又向右转，向东走过一个路口，然后顺着第三大道走了一会儿，在32街他转向右边，来到第二大道，再向左，又朝上城方向走过三个路口，然后最后一次右拐，走到了第一大道。他顺着这条街一直穿过七个路口，来到了联合国大厦，决定短暂地休息一下。他坐在广场的石凳上，深深吸了口气，在空气与阳光里慵懒地闭上眼睛。然后，他打开红色笔记本，从口袋里掏出聋哑人给他的笔，在新的一页上开始写了起来。

　　自从买了这红色笔记本后，这是他第一次记录与斯蒂尔曼的案子无关的事情。他所关注的是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他没有停下来思索他正在写的东西，也没有分析他这种不合常情的行为可能意味着什么。他只是急不可耐地要把某些事实记录下来，赶在自己忘却之前把它们形诸笔墨。

　　今天，真是前所未有：乞丐、穷汉、购物袋女士 、流浪汉和醉鬼，满街都是。这些人里边，从一时拮据的到一贫如洗的都有。不管你拐到哪个方向，都有他们的身影，不论在高级社区还是贫民窟。

　　有些乞丐还摆出一副倨傲的样子。给我钱，他们似乎就这么嚷嚷着，我很快就会回到你们中间来的，每日四处奔波打拼。另一些家伙呢，完全放弃了摆脱流浪生活的希望。他们躺在人行道上，旁边搁着帽子，或者杯子，或者盒子，甚至懒得抬眼看看过路的人，沮丧到有人给他们扔几枚硬币也懒得道谢。自然，仍还有人在为挣钱而劳碌：兜售铅笔的盲人，为你的汽车擦挡风玻璃的酒鬼。还有的靠讲故事，通常是讲他们自己的悲剧身世，像是在报答施主的善心——即便只是动动嘴皮子。

　　有的人还真是有些天赋。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黑人老头，一边跳踢踏舞一边用香烟变戏法——还挺有范儿的，显然以前是个杂耍演员，他穿着一身紫色套装，绿衬衫，系一根黄领带，嘴角上挂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舞台式微笑。还有那些街头粉笔画师和音乐家们：吹奏萨克斯管的、演奏电吉他的、拉小提琴的。有时，你甚至会撞上一个天才，就像我今天遇到的这个：

　　一个吹单簧管的，看不出什么年纪，戴着一顶遮住脸的帽子，盘腿坐在人行道上，像个耍蛇人似的。两只上发条的猴子在他前面，一只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