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尔曼走了。这老人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斑点，一个标点符号，绵延无尽的砖墙上的一块砖头。在今后的日子里，奎因每天都会走过这些街道，却仍然没法找到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偶然，一种数字和概率的梦魇。没有提示，没有线索，也无法行动。

　　奎因的意识又回到了这案子的起因。他的工作应是保护彼得，而不是跟踪斯蒂尔曼。跟踪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试图预测将要发生什么的方法。理论上讲，通过对斯蒂尔曼的跟踪观察，他也许可以摸到对方对于彼得的意图。他跟踪这个老人已经有两个星期了。那么，他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没有多少。斯蒂尔曼的举止是猜测不透的。

　　当然，他们还可以采用某种极端的措施。他可以建议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安装一个不登记在号码簿上的电话。这也许能消除电话强扰的可能，至少能暂时对付一阵。如果不成，她和彼得还可以搬走。他们可以离开这个街区，甚至离开这个城市。再不行，他们还可以换一个新的身份，以完全不同的名字继续生活。

　　最后这个念头使他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才意识到，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自己被雇用的情况。事情来得太快了，他当时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暂时冒充保罗·奥斯特。一旦钻进这个名字里，他就没再去考虑保罗·奥斯特本人。如果那人确如斯蒂尔曼夫妇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好侦探，没准能帮上忙呢。奎因会把这事和盘托出，奥斯特会原谅他的，然后他们将一起努力来解救彼得·斯蒂尔曼。

　　他在黄页号码簿里查询了奥斯特侦探事务所。没有这个用户。但在白页号码簿里，他却发现了这个名字。曼哈顿只有一个保罗·奥斯特，住在河滨大道——离奎因家不远。没有注明那是一家侦探事务所，但这不能说明什么。也许这位保罗·奥斯特的生意太好了，所以不需要做广告。奎因拎起电话打算拨号时，却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这个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不能在电话里说。他不想冒着被三言两语打发掉的危险。既然这个奥斯特没有事务所，那就说明他是在家里办公的。奎因会去那里，跟他面对面地交谈。

　　这时，雨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在遥远的西边天际，奎因看见云层中透出了一道亮光。走在河滨大道上，他恍然明白自己已经不必再跟踪斯蒂尔曼了。这感觉就像是丢失了自己的一半。两个星期来，他一直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绑在那个老人身上。不管斯蒂尔曼做什么，他都照做；不管斯蒂尔曼去哪里，他都跟着去。他的身体现在甚至都不习惯这种新的自由了，因而在走过最初几个路口时，他还是照着老习惯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咒语已经解除了，但他的躯体还不知道。

　　奥斯特那幢房子位于116街和119街那个长长的街区中段，就在河滨教堂和格兰特墓的南面。这地方被照料得井井有条，有着抛光的门把手和明净的玻璃窗，奎因一瞥之下就觉出一种中产阶级的持重气派。奥斯特的寓所在第十一层，奎因按了门铃，等待着对讲装置里传出话音。可是对讲机没出声门就打开了。奎因推开门，进了门厅，乘电梯上了第十一层。

　　有个男人拉开了公寓的房门。这是个三十五六岁的高个子，肤色较深，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两天没刮胡子了。他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间捏着一支没盖笔帽的笔，还保持着一种书写的姿势。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自己面前，这人似乎颇感惊讶。

　　“你是？”他试探地问。

　　奎因尽可能地用一副最礼貌的语调说：“你是在等另一个人吗？”

　　“事实上，我在等我的妻子。所以我没在对讲机里问是谁就开了门。”

　　“对不起，打扰你了，”奎因向他道歉，“我想找保罗·奥斯特先生。”

　　“我就是保罗·奥斯特。”那人说。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和你谈谈。很重要的事情。”

　　“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奎因诚挚地看了奥斯特一眼，“这件事恐怕很复杂。非常复杂。”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对不起。当然可以。奎因。”

　　“什么奎因？”

　　“丹尼尔·奎因。”

　　这名字似乎给了奥斯特某种触动，他出神地停顿了一下，好像在记忆中搜寻着。“奎因，”他喃喃自语道，“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他又沉默了，搜肠刮肚地找寻着答案：“你不是个诗人吗？”

　　“我以前是，”奎因说，“但我现在已经很久不写诗了。”

　　“你是不是几年前出过一本书？我想书名是叫《未竟之业》。一本蓝色封面的小书。”

　　“是的，是我写的。”

　　“我挺喜欢那本书。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事实上，我甚至在猜想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还活着。算是吧。”

　　奥斯特把门又拉开一些，作手势要奎因进去。这房子里边让人感到很舒适：格局有点古怪，有几条长长的过道，四处随意堆放着书籍，墙上挂着几幅奎因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的画作，地板上扔着一些孩子的玩具——一辆红色卡车，一个棕色的熊，一个绿色的太空怪兽。奥斯特领他进了起居室，指指一把磨损了的软垫椅子请他坐下，自己到厨房里去拿啤酒，他拿了两瓶，搁在一个充作咖啡桌的板条箱上，然后坐在奎因对面的沙发上。

　　“你有什么文学方面的东西想聊聊，是吗？”奥斯特问他。

　　“不是，”奎因说，“我倒希望是这样。可这件事跟文学毫不相干。”

　　“那是什么呢？”

　　奎因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房间却什么都没有看见，试着打开话题：“我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来这里找的保罗·奥斯特，是一位私家侦探。”

　　“一位什么？”奥斯特笑了，这笑声使得一切都破灭了。奎因意识到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他就像是来找“坐牛酋长” 的——效果恐怕没什么区别。

　　“一位私家侦探。”他轻声重复道。

　　“我想你找的是另一个保罗·奥斯特。”

　　“你是电话号码簿上唯一叫这个名字的。”

　　“也许吧，”奥斯特说，“可我不是侦探。”

　　“那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奎因说出这个词，心里有点悲凉。

　　“对不起，”奥斯特说，“可我恰巧是个作家。”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希望了。整件事就是一场恶梦。”

　　“我一点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奎因告诉了他。他从头说起，一五一十地把整个事情详述了一遍。自从斯蒂尔曼一早失踪后，这压力就一直搁在他心上，现在正湍流不息地从他嘴里倾泻而出。他讲了那个要找保罗·奥斯特的电话，他莫名其妙地接下了这个案子，他与彼得·斯蒂尔曼的会面，他和弗吉尼娅的谈话，他阅读斯蒂尔曼的书，他从中央车站开始跟踪斯蒂尔曼，斯蒂尔曼的每日漫步，那个手提包，那些破碎的物品，那些可以构成字母的令人不安的地图，还有他和斯蒂尔曼的谈话，斯蒂尔曼离开旅馆不知所踪。说到最后，他问：“你觉得我疯了吗？”

　　“没有，”奥斯特说，他一直用心地听着奎因那滔滔不绝的独白，“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的。”

　　这话对于奎因是莫大的安慰，好像，终于，这不再是他独自承受的负荷了。他真想把奥斯特搂在怀里，宣告自己会做他一辈子的朋友。

　　“你瞧，”奎因说，“这故事不是我编造的。我甚至还能拿出证据来。”他从皮夹里掏出两星期前弗吉尼娅开出的那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他递给奥斯特：“这其实是开给你的。”

　　奥斯特仔细地查看了支票，点点头：“看上去这完全是一张正规的支票。”

　　“那么，这就归你了，”奎因说，“请你收下它。”

　　“我不会接受这张支票。”

　　“可这对我没用。”奎因环视了一下房间，作了个含糊的手势，“给你自己再买几本书吧。或者是给你的孩子买点玩具。”

　　“这是你赚来的钱。你应该自己收下。”奥斯特停了一会儿，“想来我得替你去处理一件事。因为这张支票名义上是开给我的，我去取出现金给你。我明天早上去银行，把支票打到我户头上，兑现后把钱给你。”

　　奎因没说什么。

　　“行吗？”奥斯特问，“你同意吗？”

　　“好吧。”奎因最后说，“我们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吧。”

　　奥斯特把支票搁在咖啡桌上，似乎表明这事还没完。然后，他靠回沙发里，直视着奎因的眼睛。“还有一个比支票更重要的问题，”他说，“我的名字被搅进这件事情里了，我压根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最近是不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