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必不敢留

　　熙宁三年（1070）八月八日，垂拱殿上，司马光第一次当面向神宗正式提出离京请求，他希望去许州做知州或者去西京洛阳当一个闲官。西京作为陪都，设有国子监、御史台，都是与政务基本没有关系的闲官。司马光去意已决，他要远离首都，远离皇帝，远离王安石把持下的中央。神宗仍然极力挽留，可是他挽留的方式，却让司马光的心凉彻了底。神宗拿什么来挽留司马光呢？仍然是高官厚禄！

　　听司马光说完，神宗说：“你怎么能离开首都呢？我还要重申你的枢密副使任命，你就接受了吧！”

　　司马光在心里叹了口气，说：“我翰林学士都不要做，更何况是升官呢？”

　　神宗问：“何故？”

　　皇帝竟然还要问“何故”！之前那么多推心置腹的告白、剖肝沥胆的谏诤，难道都白说了吗？司马光惨然一笑，不再解释，用五个字再次申明态度：“臣必不敢留。”

　　司马光放弃了解释，这倒让神宗不得不严肃对待了。神宗沉吟半晌，说：“王安石一向跟你关系很好，你又何必自己起疑心？”

　　这又是什么话！一个大臣能否在朝廷上立足，竟然要取决于王安石的态度！而这个话竟然是从皇帝的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一时之间，司马光的心中五味杂陈，有愤怒、有悲伤、有失望。大道理不用讲了，只说眼前吧。既然皇帝说私交，那咱们就说私交。司马光说：“我跟王安石的关系的确一向不错，可是自从他当上宰相，我得罪他也太多了。而如今，像苏轼他们，只要得罪了王安石，都会被毁坏清白，恶意中伤，罗织罪名。我不怕降职丢官，只想保全自己的清名令誉！我跟王安石关系好，能好过吕公著吗？王安石当初荐举吕公著时说的是什么，后来诋毁他时又说的是什么？吕公著只有一个，为什么从前样样好，后来却全都错？肯定有人在说谎！”

　　司马光提到的因为得罪王安石被毁了声誉的，一个是与司马光、王安石同辈的政治家吕公著，他被栽上“恶意污蔑韩琦”的罪名，罢御史中丞出知颍州；还有一个是苏轼，这是比司马光、王安石晚一辈的政坛新锐。吕公著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那么，苏轼又是怎么一回事？

　　调查苏轼的玄机

　　有关苏轼的调查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开封到苏轼的老家眉州，这一路之上，凡舟车经行之州县，都接到了御史台的公函，责令配合调查，不少艄公、篙手被抓起来拷打逼问。调查什么，又拷问什么？四年前，苏洵去世，苏轼扶柩还乡，这一路之上有没有公器私用，差借士兵、民夫和船工？有没有偷贩私盐入川取利？如果有，则不但是违反制度，而且是有悖孝道！一个名满天下的读书人竟然在热孝期间做此违法犯禁、蝇营狗苟之事，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有没有呢？“穷治，卒无所得”， 一道公函下去，六个路都惊动了，鸡飞狗跳，可是最终却是查无实据！虽说是查无实据，可是从开封到地方这么一通狂查，疑似之间，流言漫天，苏轼的名声也被打上了问号。虽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可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谁的生命经得起国家机器的磨损？！想当年，司马光还在苏轼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曾目睹恩师庞籍是如何被诬告拉下了宰相高位，政治生命从此一蹶不振的。苏轼刚刚三十五岁，见识高远，器量廓大，忧心体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看他遭此横议，委屈沮丧的样子，司马光于心何忍？！

　　苏轼犯了什么错？无非是他没有跟王安石站在一边！去年五月，神宗下诏命令群臣讨论学校科举状况，拿到苏轼的奏议，神宗喜出望外，说：“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而苏轼所反对的，正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神宗本来想让苏轼进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说：“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不如另外安排一个岗位来历练他吧！” 王安石用来历练苏轼的岗位，是开封府推官。这个位子司马光也坐过，主管司法，事务繁杂。很显然，王安石这是想要“以多事困之”。然而，王安石无疑严重低估了苏轼。苏轼是谁？几百年一出的大器，才气纵横不说，更难得的是通达世事，区区一个开封府推官哪能难得倒他？！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桩旨在搞臭苏轼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苏轼真的感到了恐惧，“缘此惧祸，乞出”， 请求到地方上去锻炼。第二年六月，苏轼调任杭州通判。按照资历，苏轼已经到了州长的级别。神宗也特地批示，要给苏轼知州差遣。可是，宰相府却顶了回来，任命苏轼做颍州通判。神宗再度亲自干预，这才改为杭州通判。杭州通判虽然是副州长，却是州长级的。对于王安石的这番“苦心”，苏轼心知肚明，他在给堂兄的信中说：“杭州通判也是知州级别的了，他们只是唯恐我拒不奉行新法，所以不愿意让我掌管一州之政……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只是通判事儿多，劳神费心罢了。”

　　调查苏轼的时间选择透着别有用心。苏洵去世、苏轼扶柩还川，是四年前的事情。为什么早不查晚不查，偏偏现在查？因为司马光、范镇在推荐苏轼做谏官。谏官是做什么的？谏诤之官，批评之官，代表舆论监督皇帝和宰相的官！让苏轼这样一个与王安石“所学及议论皆异”的人占据这样的关键位置，这分明是给新法设置障碍！王安石要大踏步向前，又岂容苏轼多言？！可是神宗对苏轼又是欣赏的。如何阻止苏轼入主谏院？御史台的副长官谢景温（1021～1097）建议，所有受到推荐的谏官人选都必须经过御史台考核，一旦查出所举非人，推荐人与被推荐人同受处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谢景温是谁？王安石的好朋友，他弟弟王安礼的大舅哥。 王安石大喜。一项新的制度就这样华丽丽、赤裸裸地出台了。法度本来是天下的法度，当与天下人共同遵守，即使是天子都不能视之为私器、任意破坏，可是现在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改变了！

　　司马光的心痛彻了。

　　说到这里，司马光的情绪已经相当激动。他在心里对神宗大喊“陛下，该醒醒了！”可是，神宗全然不为所动。关于王安石与吕公著的关系，神宗有自己的解读方式：“王安石与吕公著的关系如胶似漆，可是一旦（发现）吕公著有罪，王安石也不敢隐瞒，这正是王安石最公正无私的地方！”

　　司马光无语。违背了人性与常识的所谓无私，正是法家的严酷。

　　崇政殿上这一场谈话，两人不欢而散。神宗对司马光失望极了，他不能明白，司马光何以如此执拗，不能变通。司马光对神宗同样是失望之极，他深深地明白，神宗已经在王安石所引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可能再回头了。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七天之后，在一次单独会谈中，神宗向王安石转达了司马光对他的不满，说：“司马光甚怨卿。”王安石当然要问为什么，神宗就把崇政殿上的谈话复述了一遍。一个皇帝竟然充当了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传声筒，神宗显然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皇帝应当是超越派别，超越利益的，而他却表现得像是王安石的学生。当然，这学生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打算， 密切的师生关系就像是父与子，早晚会迎来儿子长大、另立门户的那一天。只是在此刻，神宗还是王安石的好学生。果然，王安石给了神宗如下教导：“有才能的人胆敢作奸犯科，才最难防范。但陛下只要用心思考，遵循道理，赏罚严明，那么，即使是有才的人想要玩什么阴谋诡计，也不敢萌生歹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这一番话，显然没把司马光放在“有才能”的行列，而这比刀尖还锋利的最后一句，生生给司马光贴上了包藏祸心的标签！

　　偌大的东京城，轩敞的朝堂，其实已经没有了司马光的立足之地。

　　武举改革受挫

　　但是，在调任新职之前，司马光并未停止翰林学士的工作。八月二十四日，他奉命主持武举省试，在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改革方案。

　　武举就是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论录取规模、授官高低、武举进士与军官队伍的结合度、社会影响力，武举的重要性都远远不如文科举。尽管如此，纵观人类的军事人才选拔史，宋朝的武举却是具有开创性的：第一，它试图解决一项重大难题，在和平时期怎样甄选将帅之才。第二，它引入了兵书策略的考试，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军事理论在军事人才选拔中的分量。当然，不可否认，宋朝武举问题重重。武举考试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弓马，射箭和骑马射箭，这是体能和武术技能的考试；第二策论，这是军事理论的考试。按照当时的规定，举人先考武艺，合格之后才能参加军事理论考试。通过研究，司马光发现，射箭考试的要求过分强调力量和形式，弓本来已经是硬弓—军队常规用弓的弓力是从八斗到一石，武举用一石一斗、一石两种，又要求拉到弓如满月，弓马不合格就直接被刷下。武举选的是军事指挥人才，要张飞、赵云，也要诸葛亮，对力量应当有所要求，但是，过度强调力量，意义不大。因此，司马光提出一个武举优化方案：降低射箭考试的力量要求，提高军事理论考试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