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宣抚陕西

　　曾公亮曾经感叹说：“上（神宗）与安石如一人。” 其实，这种“如一人”的状态，只是外人的观感。神宗与王安石终归还是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几乎是同样的自信满满，只不过由于年龄的差距，神宗还在成长期，而王安石已经长成。所以，在现阶段，王安石像导师，是思想与经验的提供者；神宗像学生，接受王安石的思路，跟随王安石的引导。然而，他们毕竟份属君臣。一旦神宗长成，两人的关系必将发生微妙的逆转。即使是在现阶段，倘若仔细品味，神宗与王安石的差别也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说，作为国家命运的主导者，这两个人对于目前阶段宋朝国家首要问题的看法就并不一致。

　　神宗最关心的是边疆问题，他想要开疆拓土。熙宁三年（1070）八月，陕西传来警报，西夏人“倾国入寇”，“兵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对宋朝的大顺城等边寨不时进行长则六七日、短则一两日的围攻。 是可忍孰不可忍！“番邦小丑”胆敢挑衅，是危机，也是机会。参知政事韩绛主动请缨，要上前线，去陕西收拾西夏人，为国安边。神宗大加赞赏，于九月八日任命韩绛为陕西路宣抚使，并赋予了他“便宜行事”的大权。 十五日，神宗在集英殿摆下大宴，亲自为韩绛壮行。十七日，又下诏命令全体宰相、枢密使一起到韩绛府上送别。韩绛家外面的小巷子，连同临近的三条大街都被宰相大臣的仪仗队挤得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小孩子爬满了树，邻近几家酒店、茶楼的二楼雅座赚足了钱，那叫一个风光体面！第二天，九月十八，韩绛在宣抚使卫队的护卫下出征，鲜衣怒马，旗帜灿灿，甲胄鲜明，骑在马上的韩绛端的是威风堂堂、志得意满。韩绛宣抚陕西，是带着副宰相头衔出去的。神宗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他盼着韩绛此去，旗开得胜，浇灭西夏人的嚣张气焰，甚至招降纳叛、攻城略地，把宋朝的领土向西开拓。但是，对韩绛此行乃至宋朝国家对于西夏的战略目标，神宗并没有一个长远规划。所以，他给韩绛的指示是模糊的、笼统的，或者说是机会主义的—看情况，能前进多少就前进多少。

　　对于这一点，王安石不是没有警觉，他提醒神宗，应当“先定计”，“须有定计”。对于宋夏两个政权之间那些小部落，究竟该怎么争取，对于宋夏双方争夺的边境城池，如何进取，都应当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不但要能“一举取之”，而且还要守得住， 绝不能拿得下守不住，留下一个连年征战的烂摊子。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比神宗看得远，也更有战略眼光。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说服神宗。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神宗决意由自己亲自主导西北战事，不打算让王安石过多插手；二是王安石真正重视、视为当务之急的，不是西北问题。那么，在王安石的日程表上，第一要务是什么？

　　立纲纪，“一道德”，统一思想、统一作风！在王安石的心中，现阶段宋朝国家的首要任务不是边防，而是内政；不是陕西，而是朝廷；不是军事，而是思想。神宗要跟王安石讨论陕西边境问题，王安石说：“边事极易了，只是朝廷纲纪未立，人趣向未一，未可论边事。” “边事”果真“易了”吗？未必。但是在王安石心中，真正的当务之急，是统一宋朝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一道德以变风俗”， 消灭“异论”。如何才能做到立纲纪、一道德？从皇帝做起，充分发挥皇权的权威性。王安石说：“‘乾’卦所指示的，才是为君之道。非刚健纯粹，不足以为‘乾’。” 王安石还批评神宗说：“陛下明智，超越前世人主，只是刚健不足，未能一道德以变风俗，导致异论纷纷，不止不休。如果陛下能够身体力行，每遇一事都用义理来决断，那么，时间长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自然就会发生改变。” 王安石教导神宗要刚健，要决断。当然，刚健的皇帝应当是和自己站在一边的。对此，王安石毫不怀疑，就像他从不怀疑自己与道义同在一样。

　　在内政问题上，青苗法已经成为一条红线，成了流俗与正义的分界线。支持青苗法的得升迁，反对青苗法的遭贬黜！青苗法的这一妙用，说起来倒是神宗的“发现”。

　　韩绛宣抚陕西，这是神宗寄予了厚望的。宣抚司的人事权，神宗也下放给韩绛，韩绛看中了谁，基本上就可以调，报批中央即可。但是，韩绛想要用韩铎担任河东转运使，调度军需，却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韩铎现任提点河东路刑狱，就地提拔，本来是很便利的。神宗也觉得韩铎可用，他还记得“韩铎点检城墙防御器械非常仔细”。为什么就不能用呢？王安石说：“朝廷派韩铎去检查，仔细是他的职责本分。可是这个人对待青苗法却很不配合，现在正有人弹劾他，怎么能又提拔呢？！”听到这话，神宗很是不以为然，说：“看人应当看全面，‘岂可专为常平一事黜陟人’？”“常平”指的就是青苗法，负责推行青苗法的使者称为提举常平官。

　　神宗本来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过多的深意在其中。没想到王安石却认了真，表情严肃地解释说：“我只看到韩铎处置常平事错误，应当降职，没发现韩铎做其他任何事情值得升迁。‘陛下似未察臣用意’，我难道会因为自己建议设置常平法，就专门用常平法来升降官员吗？常平法只是天下事的万分之一，而且我用来辅佐陛下成就大业的，绝不是就只有建议设立常平法一项啊！‘陛下似未察臣用意’啊！”

　　“陛下似未察臣用意”这句话，王安石说了两遍，显然是受到了伤害。王安石的情绪电波，神宗接收到了，后来专门道歉，向王安石表白说：“朕方以天下事倚卿，卿不得谓朕不知卿。”

　　虽然王安石不承认他“专以常平一事黜陟人”，但是，在司马光的眼里，青苗法却真的成了一条决定官员升降去留的红线。

　　邓绾颂圣得好官

　　有一个名叫邓绾（1028～1086）的宁州（在今甘肃）通判，给神宗上书说：“陛下得到了伊尹、姜尚一样的好宰相，实行青苗法、免役法，百姓无不载歌载舞，歌颂圣上的恩泽。这是我在宁州看到的，看宁州一个州就可以知道一路的情况，看一个路就可以知道全国都是这样。青苗法真是不世出的良法，愿陛下坚守实行，不要被浮议所动摇。”邓绾还给王安石写了信和颂诗。王安石得书大喜，报告神宗，神宗也是喜出望外，下诏让邓绾火速进京。

　　邓绾一路上都由朝廷的驿站接待。估摸着快到了，神宗又派出几拨人马到开封附近的驿站、城门守候，以便第一时间得到邓绾的消息。邓绾是头一天傍晚到的开封，宫城已经关门下钥，他进京的消息是从右掖门的小洞递进宫的—神宗的迫切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第二天一早，神宗立即召见邓绾。接着，王安石又单独接见，与邓绾面谈。王安石问邓绾：“家属一块来了吗？”邓绾说没有。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块儿来呢？你不会再回宁州任职了！”

　　可是，让邓绾没想到的是，新任命发下来，竟然就是宁州知州，职位升了一级，地方却还是老地方。怎么会这样？！王安石凑巧出差不在，这肯定是陈升之、冯京两位宰相所为。

　　邓绾愤愤不平，公然扬言：“急火火地召我来，竟然让我回去知宁州？！我已经告诉王介甫了。”有人逗他：“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官呢？”邓绾脱口而出：“怎么着也得是个馆职吧？”全场爆笑，当邓绾是狂人。又有人火上浇油，说：“你不会是要当谏官吧？”邓绾昂起头，骄傲地回答：“正自可以为之！”

　　第二天，王安石回朝，果然推翻原判，邓绾得了馆职，进入宰相办公厅工作，担任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就因为上书赞美青苗法，竟然一步登天，成了宰相属官。这升天速度，堪比炮仗！羡慕的人有，动了活心思的人也有，更多的人还是不屑的。邓绾自己也不是完全不自知。他是四川双流人，颇有几个同乡在开封，然而他此番进京，如此志得意满，却没去拜访同乡。知道同乡们在背后对自己指指画画，邓绾又昂起头，打鼻子里哼出一声来，道：“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

　　范镇勇决遭贬斥

　　有人因为歌颂青苗法得美官，也有人因为反对青苗法遭贬斥。早在青苗法实施之初，范镇就曾经批评它是“盗跖之法”。 如今青苗法实施一年，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大旱，已经有老百姓拖儿带女出来逃荒乞食，而青苗贷款仍然成功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不是抢劫是什么？！

　　范镇申请提前退休的奏札已经打了四次，神宗都不理会，既不理会他所说的问题，也不准他退休。范镇思考再三，写下了第五份奏札，这第五份奏札，他写完之后反复展读，仔细斟酌，好几次想要递上去又缩回手来，然而最终还是递上去了。而王安石读罢，果然怒不可遏。这封报告里究竟写了什么？

　　第一，替苏轼、孔文仲鸣不平。第二，说青苗法。前一部分倒也罢了，说青苗法的这一段，力透纸背，直指要害：“那些说青苗法有成效的，难道不是因为一年得了几十万、一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