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是否同归

　　熙宁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从未上任就已经解职的枢密副使司马光恢复翰林学士工作，到崇政殿拜见神宗。这是二月十一日以来君臣二人第一次对谈，之前都是文字往还或者由宦官在中间传话。

　　神宗先叹了一口气，说：“你的枢密副使任命还没有撤销，朕特颁此命，你为什么要抗命不受？”

　　司马光答道：“我自知对朝廷之事无能为力，故而不敢承受，因为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尸位素餐，是为“尸禄”。

　　神宗表示不解了：“你接受任命，做一个称职的枢密副使，就不是‘尸禄’了呀！”

　　司马光摇头，“如今朝廷所推行的政策，和我的想法都是相反的，我怎么可能免为尸禄之人？！”

　　神宗问：“你说的‘相反的’都是些什么事呢？”

　　这分明就是明知故问了。司马光的六道辞官报告，有三道都是在讲他反对什么。但是皇帝既然有问，正好当面重申：“我说不应当设置条例司，不该派那么多工作组去干扰地方工作，又说发放青苗钱是害民之政，这哪一条不是跟政策相反的呢？”说出这些话来，司马光心里头敞亮多了，他愿意跟皇帝深入讨论。可是神宗接下来的话却让司马光感到了错愕。

　　神宗说：“现在士大夫议论汹汹，说的都是这些。你是朕的侍从之臣，听到这些话，是不得不告诉朕的呀！”这是什么话呢？神宗为什么要这样说？他难道还在希望司马光缓和立场？如果司马光接下来回答“是，我也只是转达群众的议论”；或者如果司马光只是沉默，什么都不说。那么，神宗就可以把它解释成司马光立场缓和了。

　　当此之时，司马光究竟如何作答？

　　司马光稳稳地站着，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青苗法还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我就和吕惠卿在经筵争论过，我当时就说如果真的推行了青苗法，必然会导致天下汹汹，一片反对之声。在那个时候，一般官员还基本上都不知道青苗法，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我反对青苗法，不是迫于舆论压力才说的。”

　　司马光如此执拗。神宗却始终放不下，说了一会儿别的之后，又问道：“你的枢密副使诰敕还在宫里呢，朕打算再公布一次，你就接受，别再推辞了，行吗？”

　　皇帝已经矮下了身段儿，司马光受也不受？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如果陛下能推行我的主张，我不敢不接受你的任命；如果不能，我愿意用生命来守护我的主张，绝不敢接受陛下的高官厚禄！

　　神宗顿时就恼了：“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徇者，谋求也。看起来，在神宗的眼里，接受不接受枢密副使的位子，只是一个虚名与实利之间的差别而已！不接受，就是图一个反对派的虚名儿；接受，就是高官厚禄的实际好处。换句话说，神宗给司马光枢密副使，也不过是要收买他，要用高官厚禄堵他的嘴。他以为司马光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图的是反对派领袖的虚名！这实在是轻看了司马光。

　　司马光坦然对答：“大凡群臣能升任宰相、枢密使，简直就是从地上升到了天堂！我与其图虚名，哪儿比得上享受实实在在的高官厚禄？我只是不敢无功而受禄罢了！”

　　不肯死心的神宗皇帝“敦谕再三”，而司马光“再拜固辞”，直到司马光告退，神宗仍然劝他“当更思之”。 崇政殿对谈不欢而散，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的事情到此彻底结束。跟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光宗耀祖的高官厚禄相比，司马光所图的确是太虚，那是他的政治理念，是他认为正确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主张。这一点，神宗恐怕是永远都无法理解的。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反倒是王安石。为了理念，可以牺牲高官厚禄。这一点，司马光做得到，王安石也做到了，只不过，他们想法不同、道路各异。就像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里写的：“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 殊途可以同归，问题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殊途真的可以通向同一目标吗？

　　神宗亲录《韩非子》

　　对于神宗，司马光没有办法不感到失望。这个年轻人有胆识，也有手腕，可是太过急功近利了。这一点，跟王安石如出一辙。关于神宗，有一个小故事，在开封的士大夫中流传甚广。

　　英宗皇帝的时候，有一天，神宗忽然拿出来一本自己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诸王府侍读官孙永（1019～1086）知道了，很不以为然，说：“《韩非》险薄刻核，违背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大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神宗辩解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

　　神宗喜欢《韩非子》，孙永为什么如此紧张，神宗又为何矢口否认？因为那是法家的书。一个儒家的皇帝喜欢法家的书，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法家和儒家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以政府利益囊括甚至取代百姓利益，为了富国强兵，与邻国争胜，不惜牺牲人民福祉。儒家则试图在朝廷利益与百姓福祉之间寻求平衡，反对扩张性战争，反对横征暴敛。法家是霸道的，为了达到光明盛大的目的，不惜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通过正义的手段才能达到正义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讲究像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不承认老百姓的能动性，主张以严刑峻法压迫老百姓服从。儒家主张每个人通过学习成为贤人，改造社会。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产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得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

　　而那样漫长的路，神宗是不耐烦去走的！

　　司马光独坐书斋，想想皇上跟他说的虚名与实利的话，想想这段有关韩非子的轶事，忍不住又是一声长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司马光和神宗的直接接触还是很多的，他因此了解神宗，并因了解而叹息。

　　“祖宗之法不可变”

　　自从治平四年（1067）卸下御史中丞的重任之后，司马光的工作重心就转向了编修《资治通鉴》，同时在经筵给神宗充当历史老师。《资治通鉴》是神宗为这部正在编纂的大书钦赐的书名，“《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神宗的“朕之志”，就是这篇《御制资治通鉴序》的开头所说的：“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积累德行，提高认识，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

　　治平四年十月初四，神宗“初开经筵”，即命司马光讲《资治通鉴》。九日，司马光正式开讲，神宗随即当面赐下御制亲书的序文。 这让司马光一度以为，可以通过历史教育潜移默化地转移皇帝的心思。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把历史这面镜子磨亮，也许它就能照亮皇帝的心。所以他越来越重视《资治通鉴》的编纂，一些在别人看来极有实权的差使，比如“看详裁减国用”，也就是“财政减支调研员”，司马光都推掉了，理由就是“更何况我所编纂的《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日夜忙碌，很少得闲”。

　　初登帝位的神宗皇帝是把经筵当作“智库”甚至“影子内阁”来使用的。他年富力强，雄心勃勃，想要大干一场。而宰相府还没有完成新旧交替，仍然是“老人”掌舵。这种局面，随着治平四年九月韩琦罢相开始改变，并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参政之后基本扭转。 “老人”稳如磐石，可以依靠，却也让年轻的皇帝有所忌惮，不能随心所欲，舒展拳脚。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神宗把他有意大用的新人安排在经筵之中，以便经常见面，交流信息，探讨国策。比如担任副宰相之前的王安石、差一点当上枢密副使的司马光，都当过经筵讲读官。

　　经筵也因此成为大宋思想交锋的重要阵地。司马光被后世批得灰头土脸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来自一次经筵讲读。

　　在那堂课上，司马光给神宗讲的是汉初典故—“萧规曹随”。汉朝的开国宰相萧何定下的规矩制度，继任宰相曹参全盘接受，不做一点更改。司马光讲完故事，总结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深得守成的精髓。所以孝惠帝、吕太后的时候，天下太平，百姓衣食充足。”

　　神宗问：“倘若汉朝一直固守萧何的法度不变，行得通吗？”

　　司马光回答说：“何止是汉朝啊，假定夏朝能遵守大禹的法度，商朝能遵守商汤的法度，周朝能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恐怕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周武王征服了商朝之后，说‘乃反商政，政由旧’，所以说，即使是周用的也是商代的法度。《尚书》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采用了张汤的建议，对高祖的法度进行了大肆改造，结果盗贼半天下。汉元帝改变了宣帝的做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