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喜得人”

　　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反对的人不少。神宗认为，这是因为“人们都不能了解王安石的价值”，他告诉王安石：“吕诲确实曾经诋毁你不通时事。赵抃和唐介也多次进言，说你的坏话，生怕我要再提拔你。” 神宗又问他的东宫旧臣孙固（1016～1090）“王安石可相否”。孙固说：“安石文章行谊都很高明，让他担任侍从献纳的职位，是合适的。宰相自有其气度格局，安石狷介偏狭肚量小；陛下想要贤宰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都是合适人选。”神宗问了四遍，孙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这些反对的人却不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后来说过，王安石初入中书，“众喜得人”—众人都为国家得到这样的人才感到欣喜。“众”，泛泛而指，不知名姓。可是肯这样说的人本身必定是站在“众”这边，为王安石的上台感到高兴的。这就是司马光对于王安石上台的最初态度，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是真的错了。经过阿云案、经过延和殿会议财政原则讨论，对于王安石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作风，司马光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他知道这个人和自己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么，对于王安石的上台，司马光为什么会表示欣喜？又是什么让他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让司马光的态度发生逆转的是一个人的死亡和两个人的离去，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三月到六月的几十天里。

　　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 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气死的。起因还是阿云案—治平四年（1067）夏天山东那只蝴蝶振动翅膀所引起的气流波动，两年之后在开封政坛继续引发风暴。熙宁元年（1068）七月，阿云案的判决结果通过皇帝的敕令下发之后，允许在谋杀罪中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已经成为司法新规。

　　唐介的观点和司马光一样，坚决反对司法新规，认为在谋杀这样的恶性犯罪中适用自首减刑原则是鼓励杀人，违背了法律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的最高原则。反对这条司法新规的宰执又何止一个唐介！宰相富弼也不支持这条司法新规。富弼是熙宁元年二月二日被任命为宰相的，比王安石的参知政事任命早一天。他曾经当面对王安石说：“把‘谋’和‘杀’分作两件事，是割裂律文、断章取义，为什么不听听大家的呢？” 富弼又问王安石是否能够改辙，得到否定回答之后，便缄口不言，不再对阿云案和谋杀自首减刑原则说一句话。富弼现年六十六岁，他四十岁做到枢密副使，和范仲淹一起领导庆历新政，亲身经历了新政的流产，曾经血气方刚、冲劲十足，在仁宗晚年再度入朝主持政局，态度渐趋稳健，是一名政治经验丰富的三朝老臣。神宗的诏令已经下达，王安石拒绝改正，富弼便采取了保留态度，不再说话。对于王安石主张、神宗支持的谋杀自首减刑新规，大多数人像富弼和司马光一样，采取了保留态度，不支持，也暂时不再公开反对。可是唐介哪里能够沉默？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放在唐介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唐介的学问、行政能力和政绩都算不上一流，他能够登上参政高位，有一多半是凭了性格中的刚烈正直。 想当初，唐介做殿中侍御史时，仁宗想要给张贵妃的伯父高官厚禄。反对的人很多，唐介态度最坚决，言辞最激烈。仁宗气得当面扬言要流放他，唐介却不慌不忙地说：“我下油锅都不怕，贬官流放算什么？！” 仁宗气不过，解除了唐介的御史职位，把他贬官外放，结果却成就了唐介的“刚劲之名”，让唐介成为举世瞩目的直言标杆。神宗提拔唐介做副宰相，便是要借重他的“刚劲之名”来表明尊重舆论的态度。

　　天子用我以直，我当以直报之。身登高位的唐介把性格中的刚直发挥到了极致。他决心跟王安石“死磕”谋杀自首减刑新规。当着神宗皇帝的面，唐介几次跟王安石争执不下。王安石的辩论能力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唐介哪儿说得过他？说来说去，唐介就被王安石堵在了墙角，明知道王安石不对，可是又辩不过，气得满脸涨红、浑身发抖。终于，在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落了下风的唐介撇开王安石，转向神宗，直着脖子喊道：“谋杀罪大恶极，全天下的人都认为自首不能减刑，说行的就只有曾公亮和王安石！陛下，陛下！”

　　曾公亮也未必真的支持谋杀自首减刑，只是他是推荐王安石入朝、支持王安石入中书的人，所以唐介连他一起骂了。曾公亮一张老脸有些搁不住，却也不知如何辩白。

　　神宗还在回味王安石的词锋，欣赏王安石的论辩高才。王安石对于阿云案和自首减刑原则的辨析，让他觉得精妙、新鲜—在王安石之前，还从未有人这样一字一句地解读过律文—人人都以为律文是死的，谋杀未遂只有死路一条，唯独王安石从死的律文里合情合理地读出了活命的玄机。为什么不留下那山东妇人一条性命呢？如果被害人没有死，给罪犯一条自新之路，又有何妨？

　　就在神宗回味之际，王安石对他的辩论对手发出了致命一击：“那些认为谋杀罪不能自首的，都是朋党！他们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并不关心法律的真谛和国家的安宁！”

　　王安石此言一出，富弼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抓了一把，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疼痛—庆历新政为什么会流产？朋党之论！若不是反对派用“朋党”的罪名来攻击范仲淹、富弼，仁宗怎么会放弃对新政的支持？！王安石如此得皇帝信任，竟主动发起朋党之议，又岂是国家之福？！曾公亮、赵抃也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闭紧了双唇。王介甫驳倒了唐介，想要从气势上和心理上彻底压垮对手，无可厚非，只是用“朋党”这样的罪名，未免不厚。朋党是什么呢？结党营私、不顾大局的小集团。对于高级官员，没有比这更恶毒的攻击了。

　　唐介本人则彻底石化了。“朋党”这个话都出来了，看来王介甫是不许有任何商量了。你要么听他的，无条件跟他走；要么反对他，成为“朋党”！唐介死死盯着王安石，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脸涨成了猪肝色，再也说不出话来。

　　神宗对“朋党”一词的反应，显然没有各位宰相大臣激烈。他只看到了王安石的大获全胜和唐介的愤怒失落。在他看来，给唐介点教训，不是坏事。时辰不早了，底下还有枢密院、三司、开封府等一大串衙门首脑等候接见，神宗示意，閤门官赞礼，众宰相告退。

　　当天傍晚，唐介回到私宅，卸去朝服，突然倒地，一病不起，不久，“疽发于背而卒”， 后背上长了个毒疮，死了。这是中国史书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十分常见的一种死法。

　　唐介之死，着实震动了司马光。唐介的谥号，太常礼院定的是“质肃”两个字。“正而不阿，刚而能断”，谓之“质肃”。司马光当时还兼任着判尚书都省，组织审核谥号正是他的职责。在司马光的主持下，158名参议官员一致同意，唐介当得起“质肃”二字。 司马光看不出像唐介这样为了道理连性命都可以不要的人有什么私心，没有私心哪来的朋党？

　　神宗还是很对得起唐介的，他两次亲临唐府，一次在唐介死前一天，君臣相对泪眼汪汪，而唐介已不能发一语；一次是四月十一日，唐介已死，神宗亲临吊唁，看到唐介的画像画得不好，特地让人从宫里拿出一幅早年间仁宗让人为唐介画的像赐给唐家。皇恩浩荡，令人动容。可是对于王安石的“朋党”之说，神宗却没有任何指示，开封政坛继续浮想联翩。

　　唐介死后，宰相府成了王安石的一言堂：两位宰相，曾公亮不断上章请老，表示干不动了，要退休；富弼干脆请了长期病假，撂挑子不干了。三位副宰相，唐介已死，王安石之外，还有一个赵抃，遇事争不过王安石，只好连声叫“苦”。“生老病死苦”，中书算是占全了。

　　唐介死了，死得委屈。有人说是王安石气死了唐介，然而，当司马光平静下来，理智地分析，却也明白，唐介之死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卸到王安石身上—如果唐介不生气或者气性不是那么大，也许是可以不必死的吧。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却让他不能不重新审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

　　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仍然是一起谋杀案，其结果却引发了两位高级官员的去职。开封百姓喻兴伙同其妻阿牛，谋杀一个名叫阿李的女子，案发之后自首。按照阿云案之后出台的谋杀自首减刑新制，这是可以减刑的。可是开封知府郑獬（1022～1072）却拒绝按照新法规来判决此案，郑獬明确表示，他要面见皇帝，重启讨论，不能让这样鼓励犯罪的恶法继续流毒四方。这分明是在挑战王安石的权威，王安石决定予以坚决打压，把郑獬赶出开封，调到杭州去。 可是，以郑獬的地位， 要调动他，并非小事。按照制度，征得皇帝同意之外，还必须要宰相的亲笔签字。王安石只是副宰相，上面还有两位宰相富弼、曾公亮。按照正常程序走，富弼那一关肯定是过不去的—富弼本人也是自首新规的反对派，这一点王安石很清楚。怎么办？按照制度的确很难办，绕开制度不就好办了吗？趁着富弼请病假，曾公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