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大换血

　　从各个角度来看，治平四年（1067）九月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九月十日，英宗的神主升祔太庙。站在神宗的角度来看，祔庙意味着父亲葬礼的正式完成，哀悼告一段落。

　　九月二十三日，神宗下诏征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王安石痛快地接受了。站在后来人的立场回看神宗朝乃至北宋后期的全部历史，这项任命是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君臣遇合的开端，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诏书称赞王安石“学为世师，行为人表”， 表示用王安石做翰林学士绝不只是想用他来起草诏敕，而是希望他“在朕左右前后，用道义来辅佐朕”，的确对王安石寄予了超出一般的期待。当然，如果说神宗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大用”王安石，恐怕也是不合实际的。

　　在当时，真正震动了开封城的，是神宗最终实现了“二府”的大换血。“二府”是宋人对中书与枢密院这两大中央领导班子的合称。九月二十六日，神宗罢免了首相韩琦以及参知政事吴奎，任命张方平（1007～1091）、赵抃为参知政事；任命枢密副使吕公弼为枢密使，罢免枢密副使陈升之，任命韩绛（1012～1088）、邵亢为枢密副使。经过这番大力调整之后，中书的班子是新旧相参，二旧二新，比较听话识相的旧相曾公亮、副相赵概， 再加上张方平、赵抃两名新人。枢密院的新班子是一旧三新，这一旧是枢密使文彦博，三新是新任枢密使吕公弼和两名副使韩绛、邵亢。

　　新君新臣，必有新政。在新晋的两位副宰相当中，神宗最为属意的，毫无疑问是张方平。神宗非常信任张方平，比如，韩琦的安置方案，就是神宗夜召张方平密商的结果。而在此之前，当神宗试图罢免副宰相吴奎的时候，也是跟张方平商量的。 神宗对张方平的欣赏来源于英宗。英宗即位之前就读过张方平的文章，很是佩服；即位之后初见张方平，听他纵论天下事，脱口叹道：“学士怎么可以离开朝廷呢？”第二次跟张方平谈话，英宗甚至觉得之前接触的宰相大臣都是平常人，说：“听学士一席话，才知道本朝还是有人才的！”

　　那么，这张方平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张方平现年六十一岁，比韩琦大一岁，跟欧阳修同岁，他是富弼在应天府学的同学，范仲淹的学生，很年轻时就被誉为“天下奇才”，得到范仲淹等人的赞许，仁宗朝就已经当过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和三司使—这四个职位俗称“四入头”，宋朝的宰相副宰相和枢密使副使大多数是从这四个职位提拔的。进入枢密院和中书，这叫做“大用”。在仁宗朝，张方平已然“尽历四职”，只差“大用”了。

　　张方平是难得的财政专家，有想法，能推行，有着第一流的创造力和行政执行力。他第一次做三司使，疏通汴河，整顿漕运，卸任之时，为京城积攒了足够三年食用的粮食，和足够六年使用的马料。等他第二次到任的时候，由于前任工作不力，京城粮食只够一年半的，马料才够一年使用。而张方平就任之后，不到一年，京城就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宰相富弼为仁宗朗读张方平的漕运十四策，读了足足一百五十分钟（十刻），旁边的侍卫站都站不稳了，而富弼读得投入，仁宗听得由衷赞叹，连连称善。富弼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奏疏，它关系到国家财政的根本。”

　　神宗用张方平为副宰相，显然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这是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要带领国家走出财政危机，张方平是不二人选。张方平的很多政策主张，其实跟司马光很接近。比如，他们都反对政府单纯依靠增兵来加强军力，认为这是徒劳的；他们都主张改善财政状况，必须从节流入手，而不能一味增收税费压榨老百姓。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异，是司马光并不懂财政，他只是有原则性的看法，而张方平是真正的财政专家，他了解本朝财政制度的历史和现状，清楚弊端所在，因而具备改革的能力。

　　然而，张方平的任命甫一提出，就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君子小人张方平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刚刚公布，司马光即奏对延和殿，强烈反对张方平出任参知政事。神宗与司马光君臣之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言语冲突。

　　司马光说：“张方平文章之外，更无所长，为人奸邪，贪婪猥琐，人所共知，实在不宜担任两府大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

　　神宗不以为然，反问道：“你说张方平这么多坏话，可有什么具体事迹吗？”

　　司马光说：“张方平的劣迹，很多人都说过，只不过事情都发生在大赦以前。特别细节的不敢说，就我所知……”

　　这只是一个开头，神宗却不打算让司马光说下去了，他打断司马光，厉声喝道：“每次朝廷有人事变动，总会有人说东道西，这可不是朝廷好事！”

　　神宗怒了！司马光却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他不慌不忙地说：“臣却以为这正是朝廷好事！上古圣王尧帝都认为了解一个人是最困难的事。更何况陛下刚刚即位，如果误用奸邪为相，而台谏官却一言不发，陛下又怎么可能知道呢？那才不是朝廷的好事呢！”

　　司马光所言从来在“理”，神宗顿时语塞，他立即掉转话题，反守为攻继续质问司马光：“郭逵（1022～1088）当枢密使也不合格，怎么没见你批评？还有人说他私生活不检点，你怎么也不理会呢？”这件事发生在神宗即位以前，郭逵是军人出身，一介武夫。按照宋朝制度，军人不可干政，当宰相更是想都不要想的，入得枢密院的前前后后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狄青，另一个就是郭逵，可是郭逵的军功显然又不如狄青。 郭逵入枢，理由相当勉强，是首相韩琦力排众议的结果，颇有人怀疑韩琦是在借机培植个人势力。当时司马光已经被赶出谏院，专任侍讲，不是台谏官员，没有言责。神宗拿郭逵说事儿，其实是在暗指司马光依附韩琦。

　　神宗突然拐到郭逵的事情上去，司马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匆忙之中，他大概忘了自己当时并无言责，只好含糊地回答说：“当时批评郭逵任命的人很多，用不着我说。”这个回答很不漂亮。神宗暂时占了上风，心中暗喜。可是，让神宗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司马光竟然借机对他展开了教育：“说郭逵私生活不检点，这是谗言。用暧昧的事情来中伤大臣，让人百口莫辩，反抗无力。蒋之奇攻击欧阳修也是这个路数。希望陛下明鉴，根据郭逵的才干来安置他，不要听信谗言。”

　　司马光重提欧阳修的事儿，点醒了神宗。神宗立刻想到了刚刚罢免的参知政事吴奎，五个月以前，吴奎与御史中丞王陶互相攻击，他就想罢免吴奎，而司马光强烈反对。想到这里，神宗话锋一转，问司马光：“吴奎依附宰相吗？”

　　司马光答：“我不知道。”这个回答很得体。的确，另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若无明确迹象，第三者又如何知道？

　　神宗不依不饶，改变了问法：“你觉得吴奎有罪吗？”

　　对此，司马光回答：“吴奎批评王陶，言过其实，怎么能说无罪呢？只是，舆论支持吴奎，不支持王陶。”

　　这一番唇枪舌剑，摩擦之剧烈，简直要迸出火花来。二十岁的皇帝倚仗优势地位，不断转换话题，咄咄逼人，尽显争强好胜之心。年近五十的司马光沉稳对答，语气不温不火，态度不卑不亢，曾无一语相让。在旁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片刻冷场之后，神宗再度开口，问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结，意思是结交、结缘，也可以是巴结。

　　司马光略略抬高了声音，清清楚楚地回答道：“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而顺之者，亦奸邪也。” 结交宰相是奸邪，然而处处顺着皇帝的意思来，也是奸邪！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问答，神宗的问题里包裹着小聪明，司马光的回答里却展现了大智慧。神宗所问的虽然是一般性的处事原则，所关心的却是当下，是具体，实际上是在逼迫司马光在他本人和以韩琦为首的旧宰相之间做出选择。而司马光的回答，则超越具体，直指士大夫的行为准则。皇帝代表着江山社稷的长久利益，但皇帝也是普通人，有着七情六欲爱憎好恶。作为个人的皇帝同样可以危害到江山社稷。因此，一个臣子的忠诚，既要超越官僚集团的派别利益，又必须帮助皇帝克服个人情感对国家事务的干扰，要做到“从道不从君”，这才是“大忠”之道。

　　只可惜，司马光的这番深意，神宗在愤怒争胜之时，未能领会。神宗所纠结的，还是他的领导班子调整方案，特别是张方平的副宰相任命。他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两府大臣，哪个该留，哪个该走？”

　　这是司马光不便回答的问题，他说：“这是陛下的威权，应当由陛下自行采择。小臣怎敢指手画脚？然而，‘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径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应当用君子，不要用小人。”

　　说来说去，司马光反对张方平出任副宰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