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师司马教用权

　　对于初登大位的神宗而言，司马光有着独特的价值，他就像一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引导着年轻的皇帝逐渐熟悉权力的运作方式，建立权威，学着做一个各派势力之上的仲裁人。

　　神宗之剑王陶公然与宰相作对，被外放到陈州之后，仍然寄来酣畅淋漓的文字，长篇大论，快意恩仇，诋毁宰相。王陶的文章的确写得漂亮，其中警句，比如“方幸幼君之足凌，岂思天威之可畏”，“元台（指首相韩琦）高卧而有要，次辅（指参知政事吴奎）效尤而愈悍”，“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 铿锵凌厉，句句都是见血封喉的狠招。神宗击节叹赏，爱不释手，反复捧读，以至成诵。宰相们则恨得咬牙切齿，一心想要再给王陶新处分。若依着神宗本人的性子，难免要跟宰相们正面冲突。

　　幸好有司马光教给他两全其美的应对之策。第一，当宰相们提出责罚王陶的建议时，神宗须先表明态度：“王陶就是个狂躁的人，不值得过分惩罚，他已经受到外放处分了，又没犯什么新错，就是说话不好听而已，怎么能再施惩罚呢？”第二，如果宰相们不依不饶，那么皇帝就可以把脸板起来，告诉他们王陶做御史中丞时也拿过分的话批评过我，我都不生气，愿意容忍他以开言路，凭什么你们非要再三责罚他才高兴呢？难道是要逞意气吗？！第三，如果这样说还是不行，那么干脆不理他们，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也就退了。司马光的这个主意替皇帝想得很周到，保全王陶也就保全了批评之路，同时，还向其他臣僚表明皇帝英明神武，是可以依靠的，万一将来有一天宰相大臣犯下欺罔朝廷的大罪，也会有臣僚敢于揭发！

　　司马光在教导皇帝，也是在维护皇帝。他的御史中丞“就职演说”（《作中丞初上殿札子》），主题就是“论皇帝的修养”（“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司马光认为，皇帝的“修心之要有三，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 皇帝应当是仁慈的、智慧的、坚定的，具有判别安危、贤愚、是非的最敏锐判断力，和坚持正确道路的最坚定决心，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乐，实现一个皇帝的仁慈。对于御座上的青年，司马光充满了期待。他理想中的皇帝是这样的—大权在握，尊重既有秩序，维护朝堂上的异论相搅，能够不带偏见地倾听各种声音，并做出公正的最后决断；皇帝不属于任何派别和势力，因而得以掌控一切派别和势力，超脱小群体利益，因而获得最大利益。这样的皇帝是可以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的。而想要做到这些，皇帝就必须克制自己的私心。

　　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来说，这些要求实在是太苛刻了。神宗做不到，也不想做！神宗跟司马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性格中有张扬的一面，所以，他才那么欣赏、纵容王陶的犀利。神宗需要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说一个能够给他明确方向、果敢行动的人。

　　秉原则终惹神宗厌

　　在神宗眼里，司马光实在是太一本正经，太中庸，太四平八稳了。对于司马光的政治倾向，神宗也不太有把握。神宗已经决心对高层实施换血，之所以提拔司马光，恐怕也是想利用他和宰相之间的旧有矛盾。但是，当神宗一怒之下，罢免了参知政事吴奎时，司马光却上疏劝他尊重舆论，收回成命。这让神宗很不高兴，他甚至考虑收回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任命。当时，司马光的御史中丞官诰已经制作完毕，正在閤门司放着，等待下发。神宗让人取回了官诰，在宫里头搁置了三天，这才发付閤门下发。这三天的犹豫，已足以表明神宗的态度。

　　神宗这三天的犹豫，司马光应该是知道的。那么，他是否会调整姿态，改说皇帝爱听的话，或者尽量保持沉默呢？司马光做不到，也不想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是本朝名臣范仲淹的话。司马光愿意用行动去践行它。

　　从四月到九月，御史中丞司马光与神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

　　第一件事是弹劾王广渊，这件事甚至惹得神宗大哭一场，伤透精神。那么，王广渊究竟是何许人？与神宗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此人也是进士出身，仁宗朝的时候在宰相府干过一段时间的文件整理工作，他创造性地把搜集到的太祖、太宗、真宗“御笔”批示汇编成一千多册，因而得到仁宗的嘉奖。之后，王广渊又把注意力投向了未来的英宗，他以文为贽，博得了英宗的好感。 请注意，此时的英宗还只是一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名分未正。所以，这算是战略投资。

　　王广渊的战略投资在英宗即位之后立刻得到了丰厚回报，英宗要提拔他做馆职。司马光就是这个时候盯上他的。当时还是谏官的司马光批评王广渊文才之外，别无他长，惟善钻营，“于士大夫之间，好奔兢，善进取，称为第一”。 可是英宗根本不予理睬，仍旧把王广渊拉进了馆阁，还不断提拔，让他做了经筵官—侍读学士。在英宗的庇护下，王广渊变本加厉，自夸是皇帝的潜邸故旧，结交宦官，气焰嚣张。如今，神宗上来，司马光又任御史，职在纠弹，自然不能放过王广渊。按照司马光的意见，神宗就应该解除王广渊的馆职、侍读，把他赶到偏远地方去看仓库！批评王广渊的不止司马光一个。最终，神宗同意，让王广渊离开首都，到齐州去做知州，原有职衔不变，还另有赏赐。显然，放走王广渊，神宗并不情愿。而司马光却再度提出了批评。这下，神宗接受司马光的教导，干脆不予理睬。

　　出京之前，王广渊到宫里来告辞，神宗“哀恸久之”， 伤心地哭了很久，周围的卫士受到感动，也都落了泪。

　　神宗为何如此伤心？他是真的舍不得王广渊—王广渊和英宗、神宗父子两代是真有感情的。英宗的即位之路走得坎坷，一度就是个“备胎皇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敢于跟他亲近的人不多，而王广渊却一直不离不弃。就算起初是投机，患难之中也处出真情来了。英宗病重，王广渊“忧思忘寝食”，英宗甚至亲笔写下“朕疾少间矣”去安慰他。 对于神宗来说，王广渊就像是家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着浓厚的感情基础。

　　关于王广渊之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王广渊反对宰相专权，极力主张神宗收回威权，树立皇帝的独尊地位。宰相们忌惮他，于是就怂恿司马光弹劾王广渊。 换言之，司马光是被人利用了。

　　这种说法全无道理。司马光本人就是宰相专权的坚定反对派。宰相权力过大的现象是从仁宗晚年开始的，仁宗中风，言语困难，无法亲执权柄，只能依靠宰相；英宗上台之后先闹病、后闹心，纠缠于亲生父亲的名分问题，精力有限，威望受损，也是靠着一班宰相维持政局。而司马光最重视等级秩序，在他看来，君弱臣强，宰相权力过大，即使宰相们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谋私行为，长期来看也是危险的，因为它破坏了君臣之间应有的权力分配法则。司马光忧心忡忡，念兹在兹，多次上疏，请求皇帝振作精神，收回威柄，换句话说，也就是警告宰相切勿轻举妄动。神宗即位之后，罢免欧阳修的副宰相，纵容王陶攻击韩琦，表现出削弱宰相势力的明确意图，司马光一直是支持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神宗出主意保护王陶。王广渊那么嚣张外露的一个人，如果真有如此崇高的政治理想，司马光不会全然不知。司马光弹劾王广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此人来路不正，心术不正，让这样一个人接近年轻的皇帝，是危险的。目标正义，达成目标的途径也须正义，这是司马光一贯秉持的要求，对人对己，都是如此。就像我说过的，司马光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然而，不管司马光弹劾王广渊的行为如何正当，最终还是导致了神宗“哀恸久之”。它伤害了神宗的感情，也便伤害了神宗与司马光之间的君臣关系—神宗仍然尊重司马光，却不会太亲近他了—这个年轻人是记仇的。比如，他听说英宗病危之际，邵亢曾经建议太后垂帘，立即大发雷霆，指示御史弹劾。邵亢是神宗的东宫旧臣，当时跟司马光一样，在贡院里锁着主持考试，闻听此事，吓得半死，出来之后，立即上殿辩白，当面赌咒，“如果能在宫里找到我主张垂帘的奏章，我甘愿受死”。 幸好，神宗后来明白自己受骗，原谅了邵亢，后来还提拔他做枢密副使。

　　八年之后，王广渊在渭州去世，终生未能再度回到皇帝身边。王广渊的行政能力不强，所到之处均无突出政绩，在西北边境的庆州做地方官的时候，还因境内发生军人叛乱受到降两级处分。 可见司马光没有弹错人，他只是忘记了保护自己。这是司马光和神宗的第一次碰撞。

　　穷究竟潜存破壁意

　　弹劾御药院宦官事件则让司马光与神宗再度发生剧烈碰撞，这一次，神宗虽然没哭，却十分不痛快。御药院是宋朝最重要的内廷机构之一，是皇帝的御药房，同时还具有接收外界信息、沟通内外的功能，是皇帝的耳目，所以说“最为亲密”。按照宋朝制度，掌管御药院的宦官干到一定年数，升到一定级别之后，就必须要调离，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资深宦官依仗皇帝的信任弄权，出现唐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