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神宗用张方平来解决财政困境的想法还是落了空。

　　就在司马光妥协就任翰林学士两天之后，治平四年（1067）十月初四，张方平丁忧离职—他的父亲去世了。神宗是极其不舍的，可是人子为父母服丧天经地义，便是皇帝也无法阻拦。张方平去后，神宗下令为他保留“参知政事”一职，虚位以待。大臣遭丧丁忧，若国事所需，是可以奉皇帝诏令提前结束哀悼，移孝为忠的，这叫做“夺情起复”。三个月之后，熙宁元年（1068）正月，神宗下诏张方平起复，遭到了拒绝。神宗又下令张方平在守孝期间可以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张方平也没有接受。

　　司马光说张方平贪婪猥琐，朱熹也说张方平人品“不好”，一个人品不好、贪婪猥琐的人会拒绝高官厚禄、甘心守孝，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二十七个月吗？我表示怀疑。在刘保衡的案子上，张方平的确有以权谋私的问题，这是事实；他为父亲服满了三年的丧期，这也是事实。而且，就像司马光所说的，张方平的这些问题都发生在大赦以前。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也是可以悔改的，对吗？出于“道德洁癖”，司马光抓住八年以前的错误不放，对张方平的能力视而不见，自己也因此损失了神宗的信任，实在得不偿失。然而，司马光的脾性却恰恰是不计得失的，他所关心的只是是非—他所认定的是非。

　　熙宁三年（1070）正月，张方平服丧期满恢复工作，出任陈州知州，此后直至元丰二年（1079）退休为止，始终未能再度回到中央工作。张方平于元祐六年（1091）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关于张方平服满之后未能重回中央的原因，张方平的女婿王巩、得意门生苏轼都认为是王安石从中作梗。

　　毫无疑问，张方平才是神宗最初选定的政府首脑，神宗对张方平寄予了厚望。若论财政管理的经验和能力，张方平堪称首屈一指、独步天下。如果张方平能继续执政，还会有王安石变法以及后来的故事吗？张方平会给神宗和宋朝国家带来什么呢？历史没有“如果”，可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充满了好奇。

　　王安石的进与退

　　一身丧服的张方平悄然离去，王安石闪亮登场。

　　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三日，神宗发出了征召王安石入京担任翰林学士的诏书，王安石此时尚在江宁府（今南京），要到第二年（熙宁元年，1068）四月才正式到京履职。尽管人还未到，王安石却已经成了开封政坛的话题焦点。

　　司马光调任翰林学士之后，御史中丞出缺，王安石曾经是热门人选，终因张方平反对作罢。 张方平对王安石的“差评”源自他们早年间的一次共事经历。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担任科举考官，有人向他推荐说王安石文学出众，张方平于是请王安石参与阅卷。可是，王安石进入贡院之后，看见什么都觉得不顺眼，都想改，一副横冲直撞的架势，让张方平很不痛快。到最后，张方平实在忍无可忍，干脆“檄以出”，把王安石赶出了贡院。 这一年王安石二十六岁，进士及第四年，刚刚做满一任地方小官，正在京里闲着，等候下一个任命。这是张方平和王安石第一次打交道，二人从此再无私交。

　　王安石与上司、前辈的关系似乎是不好的居多。前任宰相韩琦也不喜欢他。王安石第一次做官就是做韩琦的下属。韩琦当时是以卸任枢密副使的身份知扬州，地位崇重，非寻常知州可比。跟着这样的长官，一般人都会努力搞好关系，力图留下好印象，以便获得提携。可是王安石的脑子里却似乎没有这根弦。他忙于读书写作，天天熬通宵，熬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有时间打个盹儿，等他睁开眼睛，太阳都老高了，只好匆匆忙忙赶去上班，常常来不及洗漱，样子煞是狼狈。韩琦疑心这下属昨夜喝酒鬼混，好心提醒“年轻人别荒废了读书，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王安石当面并不解释，只在背后感叹“韩公不是我的知己”。

　　在韩琦、张方平的眼里，王安石不是好下属，他不善于主动跟上级沟通，不够听话，喜欢生事。然而，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能否认王安石的工作能力。跟司马光正相反，王安石官僚生涯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工作，他做过鄞县（今宁波）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和江东路的提点刑狱，所到之处，敢想敢干、颇有政绩。

　　当然，真正让王安石蜚声政坛的，却是他做官的态度。传统中国衡量个人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是对待权力和地位的态度—“君子难进而易退，小人反是”。 用这个标准衡量，王安石一直都是高水准的君子。

　　宋朝官场有两桩美事，第一是入馆阁，第二是进京做官。对这两桩美事，人人趋之若鹜，王安石只作寻常，看得极淡。馆阁是宋朝中央的文官高级人才库，得入馆阁为馆职，就等于上了升迁高速路。士大夫们哪个不向往？庆历八年（1048）司马光初入馆阁，便激动得“涕泗横集”。 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的进士第四名，属于高科及第，按照制度，做满一任地方官回来就可以申请参加馆职考试，可是王安石既不主动申请，也不接受别人的推荐。帝制时代，中央集权，皇帝和中央之所在聚集着权力和财富，是功名利禄的源泉，人潮汹涌奔向首都、奔向中央，王安石却是逆潮流而动。他热衷于在地方工作，以近乎排斥的态度对待进京入中央。1042年中进士之后，王安石在地方上工作了十二年才不情不愿地奉召入京，在首都工作两年之后又主动要求外任，1059年，他再度入京工作，直到1063年因母亲去世才离开。不爱馆职、乐做地方官，单凭这两点，就足以使王安石成为道德标兵、时代楷模。

　　至和元年（1054），群牧判官出缺，想做的人很多，而朝廷把这个职位给了王安石。当时王安石还没有带上馆职。有人不服，跑去跟宰相陈执中（990～1059）当面抗议说：“我带上馆职已经很久了，多次请求担任群牧判官都没能得偿所愿。王安石不带馆职，资历又比我浅，凭什么用他？！”陈执中回答说：“王安石之所以不带馆职，不是因为他不行，而是因为他多次拒绝了朝廷的招考。正因如此，朝廷才要在职位上给他特别优待，哪里还需要斤斤计较什么资格级别呢？朝廷设置馆职，本来就是用来收拢天下人才的，从来论的也不是资历官位。您好歹是学问之士，竟然好意思来争权夺位，您的脸皮，实在比王安石厚太多。” 听到这话，来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旁人哭着喊着都抢不到的职位，竟然会自动落到王安石的头上。为什么？物以稀为贵！宰相文彦博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恬退”，淡泊名利，应当破格提拔，来刺激那些一天到晚想升官的家伙，端正官场风气。

　　王安石本人对于自己甘心做地方官的解释很简单也很直白：于私，他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顾，需要用钱的地方多，而地方官工资较高；于公，他希望“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 用辖区做试验田，将自己治国安邦的想法付诸实施。这种念头，放在高官成群的开封城，是想都不要想的。

　　这两条，哪一条跟“恬退”都没有关系。“恬退”只是别人眼中的王安石，或者说是时代有意在王安石身上凸显的品质。不管怎么说，“恬退”成了王安石的标志性作风。因此，当王安石不“恬退”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便淡定不起来了。而王安石在神宗即位之后的表现却是一而再地不“恬退”。

　　王安石的第一次不“恬退”发生在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护送母亲的灵柩归葬江宁（今南京），丁忧守孝。治平二年十月，王安石丧服期刚满，英宗就曾召他回京复职。诏书屡下而王安石屡拒。就这样，在英宗统治的四年里，王安石一直都在江宁，收徒讲学、从事著述，过着恬淡的隐居生活。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间，神宗下诏，命王安石出知江宁府，“人人都说王安石一定会推辞”。这一任命，出自韩维的大力推荐。就连韩维本人都预计王安石一定不会接受，因此，他在得知任命发出之后即向神宗上疏表示：“我今天听说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私心以为这不是招置王安石应有的安排。为什么？……王安石长期抱病，不能回朝，如今若才得了大州长官，就起来办公，那就是王安石傲视皇帝命令，以图自己方便。我就知道安石绝不肯这样做。”照韩维的想法，神宗应当拿出更重要的职位、更大的诚意来招徕王安石。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诏书一到江宁，王安石就到府衙里办公去了。王安石的表现，简直看傻了开封政坛。韩维再去看自己那封奏札的草稿，觉得简直就是自打嘴巴。南宋历史学家李焘发现了韩维的奏札，郑重其事地抄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并且发表议论说，韩维这么说，足以表明王安石“进退失据”。 我们可以在这后面再补上一句，李焘之所以留下这笔记载，足以表明以他为代表的宋朝的人们是多么在乎王安石的不推辞。王安石辞都不辞就知了江宁府，这条“新闻”让开封城里的观察家们热热闹闹地过足了嚼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