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物新枝

　　新时代终将到来，只是，这新时代却注定与英宗无关。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英宗撒手尘寰，得年三十六岁，在位三年零九个月，刨除曹太后垂帘的一年零一个月，亲政时间两年零八个月，而在这两年零八个月当中，有关濮王尊崇问题的大讨论就占据了近两年的宝贵时光。在私人感情与伦理大义之间，英宗终归还是做不到司马光所要求的纯粹的克己复礼，他想要做的是先利己、后复礼—“就这一次”，先满足私人感情，以后一定认认真真地做一个遵守礼制的好皇帝。“就这一次”，这样的念头、这样的做法，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只不过，皇帝“就这一次”的社会成本太高、太高了。

　　英宗的辞世并不突然。他的身体状况，从治平三年十月就开始急剧恶化，只不过在当时仍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近臣多不知也”。司马光就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在十一月的时候还在劝说英宗不要接受群臣上尊号。尊号就是一串赞颂的词语，英宗的这一串是“体乾应历文武圣孝”。司马光说尊号不过是虚名，而眼下的形势实在应当检讨悔过，而不是歌功颂德。 司马光的建议，英宗并未接受。

　　病中的英宗充满了紧迫感：他颁布法令，把科举考试的时间间隔从两年一次改成了每三年一次，从此之后，中国的科举就都以三年一次的频率举行，这是一个很合适的频率，“士得休息，官以不烦”。 他跟欧阳修讨论人才问题，提出要重新充实馆阁，选拔儒学修养较高者，以改善人才的能力结构。对于西夏，他采纳韩琦的建议，采取了有原则而不姑息的态度。国事之外，英宗的家事也有大进展。十一月，他的长女徐国公主出嫁了 —尽管是庶出公主，但毕竟是英宗夫妇头一次嫁女儿，高皇后和皇长子顼（即后来的神宗）亲自送公主过门，皇后第二天才回宫，好生的繁华热闹。只可惜，权力荣誉、责任理想和富贵繁华，都无法挽留生命。英宗的生命一点一滴，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亡。在经历了濮王府老十三、“备胎皇子”、病狂皇帝、濮王孝子的种种起落、纠结、颠沛之后，英宗的生命之船即将告别此岸，抵达永恒之港。

　　大宋王朝也将再度面临皇位交替的风险—幸好，英宗是有儿子的。然而，就像我们在太宗晚年曾经看到的那样， 每一个皇帝都是重度的“权力依恋症”患者，即使是对亲儿子，交权也如割肉般不舍。十二月二十一，韩琦在御榻之前建议早立太子，以安人心。英宗已经丧失语言能力，只得点头表示同意，又在韩琦的请求下颤巍巍亲手写下了“立大王为皇太子”七个字。“大王”当然应该指皇长子颍王赵顼。只是这样的大事，又岂能凭着“想当然”含糊了事？韩琦再次请求英宗御笔明示，于是，可怜的垂死之人又吃力地拿起笔，补写了“颍王顼”三个字。第二天，朝堂上当众宣读了立颍王顼为皇太子的诏令。御榻之前，颍王连连叩头，按礼义表达应有的谦让之意；御榻之上，英宗神色泫然，眼角流下了两行浊泪，流露出内心真实的不舍之情。

　　按照计划，皇太子的册封典礼应当在正月十九举行。只是英宗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个时候，而赵顼，则跳过皇太子册封大典，直接做了皇帝。治平四年正月初八（1067年1月25日），二十岁的赵顼继承皇位，史称宋神宗。

　　新皇帝赵顼手上有三样东西：通常只属于二十岁的雄心壮志，与二十岁年纪不相称的无边权力，以及父亲留下烂摊子。“古者二十而冠”，二十岁行成年礼，正式成为完全的社会人。进入社会之前的雄心壮志，几乎人人有过。它在二十岁以前得到培植，不断壮大，在二十岁时抵达峰值，入社会之后，雄心壮志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调整、衰减，我们认识不足、看到差距、探测边界，长大、成熟。赵顼的二十岁是一样的，更是不一样的—他是皇帝，有着天下最大的权力。权力最大，责任也最大。而神宗接手的大宋朝廷，情况实在不容乐观。英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首当其冲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央财政状况的继续恶化，第二是人心乱了，把人心搅乱的，正是濮王的尊崇问题。二十岁的年纪，无边的权力，积弊丛生的天下，神宗将如何处置？

　　闭门听风雨

　　就在神宗即位十七天之后，正月二十五日，司马光被任命为本届科举主考官。 按照宋朝制度，科举考试的考官班底并无固定人选，每榜临时任命，而一旦任命公布，考官随即进入贡院封闭居住，直至发榜，以避免作弊。司马光被“关起来”了，这一关就关了将近两个月。 神宗初政的很多事迹，司马光都是在贡院里听说的。

　　有两件事很让司马光感慨。第一件是年轻皇帝对待财政问题的务实态度。国家财政本就吃紧，“四年之内，两遭大故”，连续为仁宗和英宗两个皇帝操办丧事，如何能够不拮据！财政部门给神宗的建议很实在，“不以小啬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 —不要因为小节约省不下多少钱就不干，不要因为小开支花不了多少钱就不省。宰相韩琦提出，英宗皇帝给近臣的遗爱赏赐，“才足将意便可”，心意到了就好。而神宗，则没有一点扭捏就承认了“公私困竭”的现状，削减了英宗的皇陵预算规模和遗爱赏赐额度。他还为父亲当年在仁宗丧事上的大手大脚做了解释，说：“仁宗的丧事，先帝是过继之子，要避嫌疑，所以不敢裁减，那么，现在就没那些顾虑了—该裁的裁，该省的省。” 神宗的表现，让司马光感到踏实。

　　第二件是神宗废除了“驸马升行”制度。驸马爷升一辈儿，做自己爷爷的儿子、父亲的兄弟，这就叫“驸马升行”。“驸马升行”可以避免公主殿下纡尊降贵向公公婆婆行大礼。这种用现实权势扭曲人伦秩序的做法，尽管匪夷所思，倒也事出有因—本朝的第一个皇帝太祖跟第二个皇帝太宗是亲兄弟，兄弟俩相差十二岁，他们的女儿辈分相同而年龄差距极大，能够嫁到的丈夫根本就不是一辈人。因此，为了保证太宗公主与太祖公主伦理地位的平等，就只好改变驸马爷的辈分。“驸马升行”，极尽荒唐，然而此事却从未见礼官台谏批评过。按照神宗的诏书，废除驸马升行，是英宗的遗愿。诏书说，英宗曾经提起这件事，觉得愤愤不平，认为“怎么可以因为富贵的缘故，扭曲人伦长幼之序”呢？这番话神宗代父立言、以英宗的口吻说出来，简直有一石三鸟的功效。第一，替英宗挽回了面子，表达了英宗对伦理秩序的原则性尊重；第二，顺带批评、讽刺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侍从礼官—皇帝要叫生父一声爹，你们反对；可是公主把公公婆婆当哥哥嫂子，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实情，司马光只有感到惭愧。第三，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神宗拨乱反正、维护伦理秩序的态度。这让司马光感到欣慰。

　　贡院得闲，三位考官常常聊的，便是新皇帝。韩维、邵亢（1011～1071）都是神宗的东宫旧僚，废除驸马升行是邵亢的建议， 韩维跟神宗的关系尤其近密，他最了解神宗的心思。 神宗亲身经历了父亲与祖母（曹太后）的冷战，感受过宫中充满猜疑、危机重重的高压氛围。不管是从个人情感的角度，还是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神宗对于“濮议”、对于父亲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即位之前，他无法改变父亲，只有努力做好自己，做曹太后的孝顺孙子。神宗的努力没有白费—老太太跟孙子的关系相当不错。 现如今，神宗刚刚正式听政，就废除了“驸马升行”的陋习，可谓出手不凡。 三人私底下猜测，接下来，对于“濮议”，神宗恐怕还会有大动作。当然，神宗不会推翻父亲的决定，但是，对于推动“濮议”、搅乱人心的宰执们，神宗恐怕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开锁见是非

　　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领导层出现了大变故—参知政事欧阳修罢政，出知亳州。而在两天之前科举发榜，司马光才出得贡院，重获“自由”。 八日）之前，误。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〇，贡举放榜在三月二十二日。">对于欧阳修的罢政，司马光并不感到太过惊讶，却在心里萌生出一层深刻的不安。早在锁院期间，他就听闻御史彭思永（1000～1071）、蒋之奇（1031～1104）对欧阳修的疯狂攻击—他们诬蔑欧阳修与长媳吴氏私通，以如此禽兽不如的恶行来诋毁大臣，却拿不出一点确实的证据，逼得极了，就说御史可以“风闻言事”、没有义务提供信息来源，到最后，实在无法抵赖了，竟然转而攻击大臣朋党专政！在司马光看来，用这样难以言说、无法辩白的隐私之事攻击大臣，是台谏官的大忌。尤其让司马光感到不齿的，是蒋之奇。此人在“濮议”的问题上违反公论、附和欧阳修，这才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当上御史。神宗上台之后，他听风辨色，立刻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对欧阳修反戈一击。小人之行，唯利是从，反复无常，令人齿冷。而这就是英宗、韩琦、欧阳修他们在“濮议”之后提拔上来的台谏官！因为诬蔑大臣，彭思永和蒋之奇都受到了降职外放的处分。只是，人言可畏，经此一事，欧阳修在朝里也待不下去了。神宗对欧阳修的罢政处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