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八月，开封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大雨从八月三日开始下，四日早朝，连宰相在内才来了十几个人。宫里边积满了水，只好打开西华门放水，大水奔涌而出，瞬间吞没了西华门前的殿前侍卫营房。根据官方统计，水灾导致万余间军营和民房倒塌，“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 而这场水灾只是离皇帝最近的，却不是最惨的。去年夏秋，开封东南的十几个州已经被大水淹了一次，“妻儿之价，贱于犬豕”，冬季气温异常偏高，又刮起了黑风。到得今夏，瘟疫大起，数千里之间，家家有垂死之人，送葬的队伍在道路上哭得有气无力。幸好地里的庄稼长势还不错，人人都以为秋天应当来一场大丰收，以补偿人们所受到的折磨。却没想到，八月的这一场大雨最终冲垮了房屋，淹没了田地，也破灭了人们的希望。

　　按照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灾害是上天示警，其根源是人间统治不当。英宗慌忙下诏，罪己求言。“皇伯派”以此为契机，指责英宗过度尊崇生父、背弃礼义，丧失民心人望；宰相专权惑主，堵塞言路。大灾当前，皇帝和宰相只好偃旗息鼓，将濮王的尊崇议题暂时押后。

　　在所有的应诏上疏之中，司马光最是直言不讳，他批评英宗在万众欢呼中登上帝位，即位之后的所作所为却不断地丧失人心，“不意数月之后，道途之议，稍异于前，颇有谤言，不专称美。逮乎周岁之外，则颂者益寡，谤者益多”。司马光说，英宗有三件事令天下人大失所望：第一，身为过继之子，对先帝留下的皇太后和几位长公主失于照顾，“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第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凡事不肯拿主意，“凡百奏请，不肯与夺”，导致“大臣专权”，“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第三，听不进不同意见，把台谏官的批评意见完全交给大臣去处置，使天下忠诚之士丧气结舌，失去了批评的动力，“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 司马光还建议取消原定于十一月举行的南郊典礼，改为皇帝在宫内恭谢天地，以节约开支，昭示畏天之志，安抚大灾之后动荡的人心。

　　这样的建议，英宗当然不会听从。十一月初四，英宗举行了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南郊大典。 南郊祭天，每三年举行一次，是最高规格的常规祭祀。南郊之后，例行大赦，普天同庆，官民人等，雨露均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南郊赦书长长的恩赐名单上，唯独漏了英宗的生父濮王。难道说英宗已经幡然悔悟，决心谦抑自持，要以仁宗的皇统为重，放弃过度尊崇濮王了吗？听到这样的猜测，司马光只是苦笑。如果英宗决定谦抑，那就应该遵从礼义，接受侍从礼官的提议，大大方方地给濮王“皇伯”的称呼和大国的封号。如今南郊赦典竟然避濮王而不谈，显然英宗还是要打破礼义，过度尊崇濮王。“皇伯派”和“皇考派”必将有一场决战。

　　问题是，谁来打破僵局？

　　“皇伯派”与“皇考派”的较量

　　“皇伯派”决定主动出击。南郊大典之后，御史台的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上疏，“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也就是说，按照侍从礼官议定、司马光起草的意见：第一，尊濮王为皇伯，以明确英宗作为仁宗过继之子与濮王之间的宗法关系；第二，给濮王赠高官封大国，以表达英宗对濮王生育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同诉求的奏疏，吕诲前前后后一共上了七道，而这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英宗方面，毫无反应。没奈何，吕诲祭出了言官的杀手锏—辞职，然而他的四道辞职奏章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吕诲的满腔怒火烧向了宰相，他把矛头对准了首相韩琦，弹劾他专权擅政，“在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党羽，破坏、紊乱朝廷法度”。吕诲说：“朝廷每提拔一个官员，人们都说这人必是韩琦的亲朋故旧，朝廷每罢免一个官员，人们都说这人肯定是韩琦的冤家仇敌。”长此以往，“天下只知琦之恩仇，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陛下如此信任韩琦，殊不知韩琦却在偷偷盗窃、转移陛下的权柄！至于濮王尊崇事件，吕诲认为，是韩琦把皇帝引导上了一条越礼非法的路，“仁宗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犹在，而韩琦的忠心已改，以为上天是可以欺骗的，搞得皇帝、皇太后两宫嫌隙日生，引惹天下人怨怒，让皇帝遭受不仁不义的指责……我们还能说韩琦忠诚吗？” 结党营私、专权不忠，这是对一个宰相最致命的攻击。吕诲在启发、诱导英宗对韩琦的愤怒。

　　从这个角度攻击韩琦，的确是非常有力的。韩琦于嘉祐六年（1061）接替富弼担任首相，至今已经五年。仁宗晚年中风，不能亲理朝政。一应朝廷大事，皆由韩琦主张。英宗的即位本就得益于韩琦力挺，即位之后旋即发病，诸事不理，其皇位又曾遭遇质疑和危机，若非韩琦掌舵，英宗只怕自身都未必能够保全。逼迫皇太后撤帘，扶植英宗重掌大宝，韩琦的功劳是第一位的。然而，正因如此，韩琦的权势和作风也越来越遭到质疑。韩琦逼迫太后撤帘的霸道做法，让司马光齿冷。他曾经上疏提醒英宗，要防止大臣专权，要保护本朝以台谏监督朝政的优良传统。 尽管如此，对于吕诲的做法，司马光还是感到了一丝担忧。

　　果然，吕诲的重炮不仅没有击落韩琦，反而伤到了同属“皇伯派”的翰林学士范镇。范镇被免去了翰林学士之职，外放陈州知州。皇伯派又少了一员大将。为什么会这样呢？

　　遭到吕诲的弹劾后，韩琦立即上表，请求罢相离京。英宗当然不答应，于是命令翰林学士范镇代笔批示。范镇写了一句话：“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据说，这句话让英宗很不高兴。周公的封地在鲁，可是周公没有到鲁地去，而是留在王都辅佐成王，维护大周天下的一统。把韩琦比作周公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老人家走了，天下人的赞美讴歌、国家的司法行政也要跟着走吗？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朕？！英宗一时着恼，范镇因此罢职。也有人说英宗本来没那么敏锐，是欧阳修挑拨离间，过度阐释，拨动了英宗敏感的神经。欧阳修说：“范镇用周公来比拟韩琦，那么就是用小孩子成王来比拟陛下呀！”

　　不管触因如何，司马光的好朋友、老同年，“皇伯派”的一员大将范镇被赶出了开封。皇伯派出师不利。这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初的事情。

　　数日之后，吕诲集结了在京的所有台谏官员，再度上疏，言辞犀利，对中书全体宰相、副宰相提出弹劾。弹章的措辞可以说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对于宰相府的总体状况，用了“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八个字。四名宰相、副宰相，每一个都罪责难逃：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罪在“不赦”，人神共弃。首相韩琦，明知故犯，文过饰非。次相曾公亮、参政赵概，苟且依违，不负责任。弹章的最后放出了狠话：“议论既然不能统一，照理难以同朝并立。我们和欧阳修，怎么可以都留在朝堂之上呢？！”

　　这篇气势汹汹的弹章，背后的力量其实很弱小。所谓的全体台谏官员，一共多少人？只有三个：知杂侍御史吕诲、侍御史范纯仁（1027～1101）、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1027～1097）。这就是当时在京的台谏官员总数。宋朝谏院定额六员，御史台官的人数最高曾达到二十人，一般情况下也要维持在十人以上。而当时的谏院实任谏官二员，“司马光迁领他职，傅尧俞出使敌廷”，只剩了一间空房子。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出缺数月，空置不补；连同副长官知杂侍御史吕诲在内，在任御史共计六员，三员奉旨外出公干，在台供职的只有三员。不由得吕诲不感叹：“言论官只差没有彻底取消了，自古以来，言路的壅塞，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 而这种情况，正是皇帝和宰相喜闻乐见，一手造成的。他们想要的是帮助皇帝实现尊崇生父的意愿，至于言路是否堵塞，在他们眼里，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是可以暂时放下的。

　　宰相府当然是毫不相让。台谏与宰相，“皇伯派”与“皇考派”剑拔弩张，双方已经摆出了势不两立的态势，双方都等待着英宗的最后决定。

　　皇太后成了棋子

　　以司马光对英宗的认识，他丝毫不怀疑英宗会站在宰相府一边。但问题是，皇帝将怎样突破礼义的束缚、破解眼前的僵局？

　　这天上午，刚刚散朝，一个消息就传到了司马光的耳朵里。据说，宰相们要请皇太后亲自出面来化解僵局。首先，皇太后会亲笔写一封信来表达善意，提出尊濮王为皇，濮王夫人为后，建议皇帝称呼濮王为父亲。然后，皇帝会表示谦让，拒绝给濮王及其夫人皇、后的尊号，但接受称濮王为父亲的建议。如此一来，英宗称生父濮王为父亲，则是奉了皇太后的慈命，不但不是越礼非法，反而是孝道行为了！真真的两全其美！

　　这样的“好主意”，究竟是谁想出来呢？韩琦，还是欧阳修？曹太后会配合吗？不配合又能怎样？英宗的皇位已经稳固，大权在握的宰相们支持他。而曹太后，撤帘之后，退居深宫，无权无势，真就成了“无夫孤孀妇人”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