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谏官逃跑了？

　　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的起因，是一道提级命令。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朝廷发布任命，把司马光的级别从天章阁待制升到龙图阁直学士， 他的职位则仍然是知谏院—专门负责批评的官。

　　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都是荣誉头衔，没有实际职权，但是无比荣耀，带上这类头衔就意味着成为皇帝的文学侍从，进入了高级文官的行列。这类头衔只要带上，除非犯严重错误，终身不摘，而大宋朝廷的很多重要职位，不带这类头衔，是没有资格染指的。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生前就是天章阁待制。嘉祐七年（1062），司马光初除天章阁待制， 进入皇帝侍从的行列，获得了与父亲同样的职名，“名参侍从，身践世职”，悲欣交集。而他当时的职务已经是谏官，不能请假还乡，所以只得在开封寓所的小院里洒泪遥祭，面向涑水故园的方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甘旨之养，已无所展。忠直之风，庶几不坠！”

　　如今，司马光自天章阁待制迁龙图阁直学士，在文学侍从的行列中排行更前了。他的天章阁待制是先帝给的，而龙图阁直学士则是当今皇帝的恩典。既蒙先帝恩宠，又得今上眷顾，端的是前途无量！然而，司马光对这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反应却是相当冷淡，他上奏给英宗说：

　　我在谏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是本朝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一直以来，我只知道竭忠报国，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立敌太多，常常担心自己和子孙他日会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朝廷又给我加官晋级，我怕受了这番恩宠待遇之后，更加无法离开谏官的岗位，而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杀身之祸。

　　在这封奏状的最后，司马光请求皇帝收回成命，让自己离开首都，到老家附近去做一个地方官。英宗接到奏状之后，并没有收回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而是免去了司马光的谏官职务。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结果就是，在濮王的父亲名义争夺战决战之前的关键时刻，“皇伯派”的主笔、议论最有力、声音最响亮的司马光离开了谏官职位，退出了争论！而且，辞谏官是司马光的主动行为，他主动放弃了言职，放弃了高举“皇伯派”旗帜，冲在最前面引领舆论的位置。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司马光就背弃了和他一起对抗皇帝私欲、宰相权势的礼官侍从群体，这是中道变节、背信弃义！司马光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不像是司马光的作风。但不是吗？他自己说的，做谏官已经得罪了太多的人，再做下去只怕会招致杀身之祸，所以他宁愿到外地去做一个知州！这难道不是在主动请辞吗？司马光卸任谏官，真相究竟如何？

　　离职真相

　　常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眼睛所见的，也未必都是事实。真实往往蕴含在细节之中，历史必须细读。与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相关的，有三通文书，也就是他拒绝接受龙图阁直学士恩宠的三通奏状。 反复诵读这三通奏状，仔细玩味司马光的文中真意，司马光离开谏官职位的全过程豁然展现。

　　十月四日，朝廷发布了给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的任命，同时得到龙图阁直学士头衔的还有同为天章阁待制的判太常寺（礼官）吕公著。这两位都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吕公著的态度和司马光一样强硬，有人想在濮王的“皇伯”后面加个“考”，把“皇伯”变成“皇伯父”，吕公著一句话就给彻底否决了。恩典突如其来，却非毫无铺垫，肯定有人私底下找司马光和吕公著吹过风—当然，这类秘密游说在文字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英宗和宰相的意图实在不难猜，他们想要用更高级的侍从头衔来收买司马光和吕公著。如果这两位最强硬的皇伯派改变了态度，那么，剩下的人就好办了。

　　接到龙图阁直学士的敕告（任命文书）之后，司马光于十月六日上了第一状，表示不能接受，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在这封奏状之中，司马光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谏官，“曾无丝毫裨益圣德”，他为自己的失职表示不安，并请求外任。这是什么意思？我做谏官，就要尽职，裨益圣德，劝说皇帝克己复礼；陛下可以把我调走，我不怕外任。换句话说，只要我在这里，在谏官的位置上，濮王就只能是“皇伯”，没商量。

　　这封奏状，让英宗领教了司马光的强硬。然而，他仍然不死心。对于司马光不接受任命文书的做法，英宗干脆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于是，司马光又上了第二状，这一状引用了真宗时候一则有关谏官职责的诏书，诏书规定：“谏官任职满三年，如果公认不能称职，则要予以降级处分，调任地方基层小官。”司马光说：“我从嘉祐六年七月进入谏院供职，到现在已进入第五个年头……（我干得极不好）现在给我处分都算晚的了，没想到陛下竟然还要提拔我，让我带着更崇高的侍从头衔继续做谏官。我自己想想都惭愧，更不要说别人怎么看了。所以，如果朝廷宽大，不肯依据真宗年间的规定处罚我，那么，就请让我去外地当个知州吧。”这第二状的结尾，仍然是那句“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

　　连着两状上去，再不理睬，未免说不过去。英宗只好授意中书，让宰相出面，下了一道札子（文书）通知司马光，“圣上有旨，龙图阁直学士任命不许辞免，相关文书，即命接收”。皇帝都说了“不许”，司马光还能怎样？照辞不误！司马光又上了第三状。这第三状同样以“所有除龙图阁学士敕告，不敢祗受”结尾。第三状最核心的内容，前面已经引过，让我们把它回放到司马光当时的心境当中，再看一遍，细心体味其中真意。司马光写道：

　　我在谏官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五年，是本朝任职时间最长的谏官。一直以来，我只知道竭忠报国，从不为自己考虑，所以立敌太多，常常担心自己和子孙他日会没有容身之地。现在朝廷又给我加官晋级，我怕受了这番恩宠待遇之后，更加无法离开谏官的岗位，而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杀身之祸。

　　这是什么意思？司马光想要传达给皇帝的，究竟是怎样的信息？“只要我在谏官的位置上，就一定不会退缩，即使陛下要治我的罪、砍我的头，我的立场绝不改变，濮王只能是‘皇伯’！”

　　话说到这个份上，司马光坚持不退，英宗就只能自己退了，不能让谏官司马光改变立场为自己代言，那就只能把司马光调离谏官的岗位！这才是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的真相。司马谏官没有逃跑，是他的皇帝把他推开了。

　　“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成。” 这是司马光十七岁时写下的文字。没有皇帝的支持，臣下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关于君臣关系，司马光早已勘破。当然，作为臣子，却还可以有最后一招—转身离去。只是，英宗皇帝毕竟还没到昏庸暴虐的地步，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除此之外，作为谏官，司马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豁出去在朝堂上公开叫板，跟皇帝和宰相当面理论。这样的谏官，宋朝不是没有先例的。祖宗家法，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提意见再尖锐也不犯死罪，而那些敢于当面顶撞皇帝、公开跟宰相叫板的言官，往往会赢得不畏强权、勇于坚持真理的美名，为自己积攒下丰厚的政治资本，纵然当时遭到贬黜，后来却往往官至高位。只是这样的公开叫板却并不真正解决问题，一个或者一群言官站出来高调挑战皇帝、宰相的权威，老鼠要跟大象比赛拳击，这场面本身就极富刺激性，它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忘记言官是为了什么站起来的，忘记真正的问题，转而看起热闹来。然而热闹和看热闹都于事无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司马光的理想。所以，他宁可冒着被误解的危险，默默接受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的命令，离开了谏院。

　　把名字刻入石头

　　声震朝野的谏院，其实规模很小，小小的院子，朴素的办公室，当时只有两名谏官—司马光、傅尧俞，以及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谏院题名碑”。碑是四年多之前司马光初任谏官时亲自主持树立的。碑文的最前面是司马光亲手写下的一段文字：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做谏官的人，应当抓大事，先急务，一切行为以国家利益为指归，不计个人得失。汲汲于求名，与汲汲于求利，二者看似不同，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这就是司马光对谏官职责的理解。谏官肩负着发现问题的责任，所以，一个谏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敏锐，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谏官应当审慎地对待名声，“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这段话，司马光绝对是有感而发的。在进入谏院以前，他耳闻目睹了某些台谏官员为了自己出名、专攻宰相大臣隐私的做法，他的恩师庞籍（988～1063）就是因为此类攻讦跌下宰相高位的。对于受过良好儒家教育、有着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而言，安贫乐道、拒绝金钱的诱惑也许并不难，难的是拒绝名声的诱惑。好名声，本身就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