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报告

　　治平二年（1065）四月九日，一场讨论在太常礼院举行。主持讨论的是翰林学士王珪，参与讨论的二十几位，除了太常礼院的礼官，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都是饱学之士。 讨论进行得很顺利，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证之后，很快便就中心议题达成一致。按照事先约定，讨论结果将会形成报告，以文字形式呈送给皇帝，以供决策参考。照理，起草报告的责任属于翰林学士，轮不到旁人。书吏磨好了墨，铺开了纸。宽敞的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集中到几位翰林学士的身上。然而，翰林学士王珪、范镇等人却是面面相觑，无人开口，更无人动笔。大厅里的气氛迅速降到冰点，跟讨论时的热火朝天形成了鲜明对照。就在这个时候，司马光奋然起立，稳步急行，走向桌前，拿起了那杆无人敢动的千钧之笔。他走过的时候，在旁的人分明感到了一阵凛然之气。

　　他们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又达成了怎样的一致？既然意见一致，却又为何无人敢执笔立议？

　　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应当给皇帝的生父濮王怎样的名分和礼遇。问题是宰相韩琦提出来的，韩琦说：“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 根据韩琦的提议，英宗下令，礼官、文学侍从集体讨论，以便达成共识，为濮王寻求合乎礼义与感情的名分待遇。

　　司马光一直悬着的担心终于重重地落到了实处，他不幸言中了。作为一个过继子，英宗有两重父母，生父母濮王和他的夫人们，过继父母仁宗和曹太后。按照礼制，旁支既已入继大统，就是嫡系长房的儿子，应当用侍奉父母的礼仪侍奉过继父母，对于亲生父母，就要降低崇奉规格—这是大义、公道，是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秩序。然而，谁不爱自己的亲生父母？旁支之子，一旦登上帝位，大权在握，则难免想要尊崇亲生父母—这是私心。人人都有私心，唯有克制私心，服从大义，秩序才能得到维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而克己复礼，谈何容易？！想当年，仁宗无子，克己复礼，为天下安危计，选立宗室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私心与公义之间，仁宗硬是挣扎了七年多，到死都不肯给英宗皇太子的名义。如今英宗历尽委屈，“备胎皇子”终于获得了最高权力，原本极度压抑的私心获得了舒展、伸张、膨胀的机会，克己复礼，只怕是更大的难题。

　　自从英宗即位以来，司马光就把防止皇帝以私害公作为自己的责任，时刻盯防，一毫也不肯放松。

　　两年以前，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日，英宗第一次病休刚刚结束，司马光就曾经上疏讨论此事。他为皇帝列举了历史上从旁支入继大统的两种做法：一种，比如在汉昭帝之后即位的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但是，他的祖父卫太子、父亲史皇孙都没有当过皇帝，宣帝虽然爱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却始终不敢为他们加上任何过分的尊号。另一种，比如两汉的哀、安、桓、灵四帝，也是自旁支入继大统的，却都给自己明明没有当过皇帝的父亲加上了“某某皇”的头衔。这两种做法，司马光说，前一种符合大义和公道，“当时归美，后世颂圣”，后一种侵礼犯义，“取讥当时，见非后世”。他希望英宗以后者为鉴，杜绝过度追尊亲生父母的想法。在那封奏疏的最后，司马光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臣）诚惧不幸有谄谀之臣，不识大体，妄有关说，自求容媚。陛下万一误加听从，圣言一出，布闻于外，则足以伤陛下之义，亏海内之望。

　　司马光的担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为时尚早，其时，太后尚在垂帘，皇帝立足未稳，纵有其心，亦无其力。然而，此后英宗的表现却让司马光的心始终无法放松。

　　不管有过怎样的前情往事，对于皇太后和仁宗，英宗实在是孝道有缺的。

　　英宗不虞司马怒

　　让司马光最感痛心的一件事，是英宗拒绝亲自主持仁宗的虞祭典礼。

　　什么叫虞祭？就是对死者木主也就是牌位的祭祀仪式。“虞，安也”，通过对木主的祭祀来安慰死者的灵魂。《礼记》说：“送形而往，迎精而反。” 按照华夏族的葬礼，将死者遗体送到墓地安葬之后，还要将死者的灵魂迎回家中。承载着死者灵魂的木主在墓地制作，运回家中供奉。一路之上，“孝子为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需要每天祭祀，以安其神。宋朝皇室的墓地在河南府永安县（巩县），从巩县到开封，路途遥远，再加上皇家礼仪以繁复为高贵，所以，从木主离开墓地到进入太庙，一共要举行九次虞祭。

　　仁宗是十月二十七日在巩县的永昭陵下葬的，五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二，他的木主抵达开封。在此之前的五次虞祭，因为是在路上，所以都是由官员代行其礼。十一月初三，“木主已达京师，近在内殿”，明明就已经跟皇帝的居所近在咫尺了，可是，英宗竟然还是没有亲行其礼，仍然派宗正卿代劳！

　　闻知此事，司马光震惊之余，当即上疏，提醒英宗“虞者孝子之事”，是不能找别人代替的。从初四到初六，还有三虞，“欲望自来日以后，陛下亲行其礼”。 英宗收到奏疏，立即下令礼官准备皇帝亲虞的仪仗。这让司马光感到十分安慰。

　　可是，结果又怎样呢？

　　第二天早晨，按照仪式要求，文武百官都穿着祭服，在殿庭里列队肃立，准备侍奉皇帝亲虞。然而，时辰已过，英宗却仍然不见踪影。最终，宫中还是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皇帝病情突然加剧，出不来了。今日虞祭，仍命宗正卿代行！”

　　消息传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很多人在摇头，发出无声的叹息。司马光则简直要怒发上冲冠。皇帝究竟意欲何为？！勉强跟随宗正卿行了虞祭之礼，司马光回到谏院，愤然上疏，质问英宗：“如果说之前有关部门没有为陛下设置亲祭之礼，那还可以说是有关部门的错。可是今天的事情，您已经答应亲祭了，有关部门也按照亲祭准备仪仗了，那又该谁来承担责任呢？这都是因为我愚蠢，非要建议陛下亲祭，结果反而彰显了陛下的过失，我的罪过太大了，请陛下裁处！”

　　这样激烈的言辞，在以温和理性著称的司马氏奏疏中，实属罕见。司马光心中的愤怒，可以想见。

　　只可惜，司马光的愤怒对于英宗并不奏效。英宗“竟以疾故，迄九虞不能出也”。

　　奋笔立议，当仁不让

　　英宗不虞的本质，就是拒绝履行一个孝子应尽的义务。明眼人都看得出，正如从前仁宗在内心深处拒绝承认英宗这个儿子一样，英宗在内心深处也拒绝承认仁宗这个父亲。这一对幽冥永隔的过继父子，积怨太深了。

　　不愿意承认过继父亲，则必然过度尊崇生父。思前想后，司马光忧心殷殷。他担心，一旦皇太后撤帘，英宗完全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会越过礼法的束缚，做出违背礼法的事情。他更担心，朝中会有谄媚之臣拿此事做文章，怂恿英宗。果真如此，权势压倒礼义，必然人心大坏，实非江山社稷之福。所以，一有机会，司马光就劝说英宗、提醒英宗。他提醒英宗“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对于英宗而言，做仁宗和曹太后的孝子，既是修身之道，也是治国之要，是公义；而过度尊崇亲生父母则是私爱，有悖公义。

　　让司马光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尊崇英宗生父的提议竟然来自他素来尊敬的老一辈政治家韩琦；更让他想不到的是，韩琦首建此议的时间竟然是在治平元年（1064）五月太后撤帘之后。这便等于是前脚用诈计逼迫曹太后撤帘，后脚便教唆皇帝倚仗权势败坏礼义，对先帝的皇后步步紧逼，对在位的皇帝阿谀谄媚，韩琦是何居心？！司马光当时的愤怒是难以言表的。幸好，英宗不算太糊涂，把韩琦的提议压了下来，批示说：“等过了仁宗的大祥再讨论。” 大祥，也就是两周年祭典。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大祥。第二天，司马光就和谏院同事傅尧俞（1024～1091）一起前往中书，面见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概等四位宰相，申明“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意”（过继子不得过度尊崇亲生父母）。 四位宰相当时不置可否。一个月之后，韩琦还是再度抛出了这个问题，而英宗也顺水推舟，随即下令侍从、礼官集议，讨论濮王的尊崇问题，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所描述那一场讨论。

　　英宗与诸位宰相的意图，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当然希望这场讨论能达成对英宗的生父濮王更为有利的结论。可是，在司马光等人的主导下，二十几位侍从、礼官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了一致：维护仁宗的宗法地位，反对过度尊崇濮王。这种意见合乎礼制的精神，有利于秩序的稳定，然而，它不符合英宗的私心，也悖逆了宰相的意思。如何措辞，煞是为难。临到落笔，众人面面相觑，无人敢动。这中间甚至包括了司马光最为尊重的老同年、当时主管礼院的翰林学士范镇。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关键时刻，司马光毅然提笔，略加思索，便成就了一篇辞明理畅、言简意赅的奏议。众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