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微式微不得归

　　治平二年（1065）三月，司马光终于再次踏上了涑水故园的土地。此番重来，距离上次还乡，中间隔了整整十五年！

　　上一次探家，是在皇祐二年（1050）。那一年，司马光三十二岁，初入“馆职”，刚刚进入大宋王朝的高级人才储备库，身体充满活力，内心充满希望。在赠给同乡后辈的诗里，他写道：“况今有道世，谷禄正可干。勖哉二三子，及时张羽翰。力学致显位，拖玉簪华冠。” 司马光认为他所处的是一个有道之世，是值得大干一场的时代，他是乐观的，向上的。那个假期很长，时间宽裕，司马光优哉游哉，从春天一直住到夏天，甚至有时间亲自督造了一座新宅。在新居宽敞的书斋里，他读经阅史，神交古人，养精蓄锐，憧憬着新的出发。

　　如今，十五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青松弊庐在，白首故人稀。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 院子里亲手栽下的松树已经亭亭如盖，当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透着老旧寒碜。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级，镜中的容颜却日渐衰老。故友凋零，黑发斑白，牙齿脱落，身体不再结实，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边的沙，被岁月的流水悄悄带走—除了远处巫咸山的轮廓，一切都不复从前。

　　变化最大的，是司马光的心境。

　　此番还乡，司马光请的是“事假”，事由是“焚黄”。由于司马光的地位，皇帝给他父母追赠了更高级别的荣誉头衔，发放了告身，焚黄就是把用黄纸抄好的告身副本，到坟前去烧送给先人。焚黄假期很短，只有十几天，所以，此番还乡，他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路奔波，备极辛苦。

　　在司马池墓前，司马光亲手擦拭着父亲的墓碣，泣不成声—他已经有十年没能为父亲扫墓了。嘉祐元年（1056），司马光做并州通判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因公出差到夏县附近。涑水故园近在咫尺，可是按照制度规定，因公出差者不得私自还乡。所以，司马光并未还家，也没有通知涑水父老，只抽空拜祭了父母的坟墓。 如今将近十年过去，他这才又得着机会再次为父亲斟一杯水酒，坐下来跟母亲说说心里话；下一次再来，又会是什么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四十七岁了，还有下一次吗？这样的念头，想起来真是让人感伤。

　　此番重回，司马光的心情只能用“沉重”来形容。“十六载重归，顺途歌式微”， 在司马光的心中回荡着的，是“式微”的歌。

　　“式微”，语出《诗经·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说的是臣子为国事奔忙，不得与妻子团聚。“式微”歌中隐藏的，是一个归隐田园的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说：“田园将芜，胡不归！”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以修身、齐家为立身根本，以治国、平天下为至高理想，归根结底，是要出来服务社会的。然而，又有哪一个读书人的心底不藏着归隐田园的梦？哪怕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渔歌互答，也不免有“式微”之叹。十五年前返乡，到硖石山中拜会隐士魏闲，看到老大哥那么悠闲自在的山居生活，司马光也羡慕过，赞叹过，脑海里闪过“式微”的歌。 只是，这一次，司马光歌“式微”的心情显然不同。他歌“式微”，更多的不是要归去，而是叹凋敝。

　　首都开封以外的大宋王朝，状况远比他想象的更为严重。中央官出京，不管公差还是私事，地方上迎来送往是免不了的。司马光是皇帝侍从、谏官，又是中生代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俨然未来宰辅，想要结交他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各种游山玩水、宴会雅集的邀请纷至沓来，对此，司马光一概谢绝，毫无商量。可是，不接受招待不等于自命清高、闭门自锁，相反，司马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密集走访、密切接触沿途官民，因为他深知，开封不等于大宋王朝，各种文书报告里的地方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地方，只有亲身探访才能深入了解地方政情、民情，了解宋朝的实情。这一路探访下来，司马光“式微”歌的调子越发沉重而严峻了。

　　让司马光歌“式微”、叹凋敝的是三件事。

　　财力屈竭国堪忧

　　第一桩让司马光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真实情况的了解是从面对面的交流开始的。本州的光荣—司马谏官赏光屈临官舍共进晚餐，让陕州知州感到既荣幸又局促。按照司马光的要求，知州大人为司马谏官准备的是一荤三素，最简单的面饭，酒还是有的，是当地官府酒务里自酿的酒，味道虽然不坏，可是籍籍无名，哪里比得上开封府的瑶泉佳酿、羊羔美酒！闻道司马谏官为人朴素，可是拿这样的席面来招待尊客，知州大人还是心中不安。

　　见过了毫无架子、一言一行透着真诚的司马谏官本人，三五杯入肚，寒暄的套话说过，知州的状态松弛下来。说到本州财政，他的脸色顿时从恭敬客气转成了焦虑愁苦：“仓库都是空的，没钱，也没有粮食。官员工资怎么发？军人的粮饷怎么发？只能临时现凑。一个月一个月地凑。军粮是不敢拖欠的，凑足了先发军人的，再发官员的。实在凑不出，就只好欠着……”

　　对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司马光早有担忧。三年以前，他上疏仁宗皇帝，就说：“我担心国家未来最大的灾患，不是别的，而是财力屈竭。” 可是，地方的实际状况竟然如此糟糕，却是他始料不及的。那么，陕州的情况究竟是个别，还是一般？一路看来，州州如此！

　　钱都到哪儿去了呢？被中央拿去了。中央的钱又都到哪儿去了呢？养兵，养官，还有赏赐。大宋朝什么多？官多，兵多。真宗皇帝的时候，在册官员总数是9,785，现在是多少？ 24,000多， 五十多年净增14,215人。太祖的时候全国总兵力20万，现在是116.2万，八十年净增96.2万人。 官多不办事，兵多要吃饭。再加上1038～1044年间，宋和西夏开了一战，耗费巨大，契丹又趁机勒索，到仁宗晚年，国家财政已经是不堪重负。而英宗上台之后，在仁宗的丧事上大肆铺张，更是把家底儿都折了进去。

　　仁宗的陵墓规格，完全是比照着真宗的定陵来做的，而定陵的豪华程度远超太祖的昌陵和太宗的熙陵。可是，修定陵那时候宋朝什么家底儿？“帑藏充积，财力有余”。如今又是什么家底儿？“国用空乏，财赋不给，近者赏军，已见横敛，富室嗟怨，流闻京师”。 很多官员上疏反对，礼院编修苏洵（1009～1066）给韩琦写信，甚至引用了“华元不臣”的典故来责备宰相。春秋时候，宋国大臣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韩琦的脸都气白了，但是却固执地坚持厚葬仁宗。

　　为了修筑仁宗的陵墓，一共动用了46,780名军人，调动钱、粮50万贯、石。虽然英宗下诏说：“山陵所用钱物，并从官给，毋以扰民。”可实际情况却是，“诏虽下，然调役未尝捐也”。三司使蔡襄亲自充当定陵工程的财物主管，按照他的预算，整个工程需要耗费钱、粮50万。可是，国库里明明是不够的。怎么办？有人给出聪明主意，挪用陕西缘边的入中盐—那是军需物资，这样的歪脑筋竟然也有人敢动！陕西的财政主管—转运副使薛向极力反对挪用，但他同时保证献出同样数额的钱和粮。薛向的钱粮哪里来？当然还是陕西的战备物资！ 蔡襄要求，定陵的石材、木料都要用最好的。在蔡襄的调度下，运抵工地的物料，超出实际需要量的几倍。而这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千难万险运抵巩县的物料，后来很多都没有用上，又得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把它们运走。 “累岁备边，一日费之”， 为了埋葬一个死去皇帝的尸体，整个国家多年积累的战备物资，一时间消耗殆尽！

　　高层办理仁宗丧事的挥霍态度，让司马光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仁宗刚刚去世，定陵工程还没有动工，高层大手大脚的作风就已经开始暴露。按照传统，新皇帝上台之后，会以分享先帝“遗爱”的名义赏赐高官近臣。遗爱赏赐的内容应当以先帝遗物为主，重要的不是财物，而是感情。可是，仁宗的遗爱赏赐显然偏离了这一主旨，“所赐群臣之物，比旧例过多几倍”。司马光一个谏官，所得赏赐绝非最高，可是所得黄金、珍珠加起来也值一千贯。司马光是个穷官儿，一生清贫，这些钱足够他置个宅子、买上一个小花园的了。然而，这些钱却让司马光感到恐惧：遗爱赏赐，首都是直接从宫里、库里拿，外地却是只有政策没有拨款的，有的地方，仓库里根本没钱，没钱也要赏，怎么办？向有钱人借！拿不出怎么办？你有钱财，我有权力！官府借钱，谁敢不借，谁敢拖延？！司马光担心，遗爱厚赐，再加上后续的定陵工程，以及向契丹报丧的礼仪往来费用，最终会导致财政状况极度恶化。到那个时候，国库里没钱，必然要从重搜刮老百姓。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拿什么来应付？万一再遭遇水旱灾害，那就只有铤而走险，去当强盗了！

　　“因公家之祸，为私室之利”，这样的事，司马光断不肯为。他上疏请求朝廷允许侍从之臣自愿捐款，“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