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香和诗人
有一天，一个叫莽河的诗人游历到了某个内陆小城，他认识了一个叫陈香的姑娘，陈香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小城的大学里读书，读的是中文系，崇拜一切和文学有关的事物。莽河不是一个声名震天的名家，不是北岛、江河，也不是后来的海子、西川，只能算是小有名气，不过这就够了，在那样一个浪漫的年代，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的到来，就是小城的大事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游历的年代，诗人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某条黄尘滚滚的乡村土路上，在某辆破烂拥挤污浊不堪的长途客车上，在一列逢站必停的最慢的慢车车厢里，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年轻的充满激情的诗人。他们风尘仆仆，眼睛如孩子般明亮。那些遥远纯净的边地，人迹罕至的角落，像诺日朗、像德令哈、像哈尔盖，随着他们的足迹和诗，一个一个地，走进了喧嚷的尘世和人间。
陈香读大四，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和分配，可她还是参加了文学社的活动。那天，他们在汾河边聚会，和诗人座谈。诗人一下子就把陈香震住了。诗人说，我生在黄土高原，我要让黄土高原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时，陈香没有看过《索菲的抉择》，不知道那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模仿。
然后，他热血沸腾地为他们朗诵了他最新发表的长诗——《高原》中的一节：
也许，我是天地的弃儿
也许，黄河是我的父亲
也许，我母亲分娩时流出的血是黄的
它们流淌至今，这就是高原上所有河流的起源
……
太像一个诗人了。年轻的陈香激动地想。他披着长长的油黑的头发，脸色苍白，有一种晦暗的神经质的美，眉头总是悲天悯人地紧锁着。他们有了一夜情，就在他借住的朋友的小屋里。一群人，喝了太多的酒，酒使诗人情不自已。那是陈香的第一次。她怀了献身的热忱，抖得像发疟疾。他很温柔。他温柔地、怜悯地把这洁白无瑕的羔羊紧紧抱在自己怀里，说道：“我的温暖，我的灵感啊……”
陈香落泪了。
两天后他离开了这城市，从此杳无踪迹。他汲取了这城市的精华：爱、温暖、永逝不返的少女的圣洁和一颗心。他带着这新鲜的一切重新上路，再没有回头。这城市是他生命长旅中的一个驿站，他在这驿站中留下了一个故事，他却永远不会知道。
陈香在他离开后的那些日子里，常常一个人去看河。她就是从那时起爱上了河流。她站在坝堰上，眺望汾河，河水只有浑黄的一条，但河床是宽阔的。防风林带在她视线可及的远处，绿得又端庄又单调。蓝天、白云、黄水，偶尔飞过的水鸟，她小小的秘密，就藏匿在这地久天长的、永不会开口的天水之间，眼泪会忽然涌上她的眼睛，又疼又甜蜜。她以为这一切将是天长地久的，那时，她不知道，有一天，这永恒的河边景色会成为最幻灭、最伤痛的青春记忆。
两个多月后，陈香毕业留校了，她以闪电的速度结婚，嫁给了一个和她一起毕业留校的学长。学长比她大八岁，有过婚史，几年前离异。七个月后，儿子出生了，陈香的儿子，健康、结实、漂亮，哭声又响亮又理直气壮，一点儿没有“早产儿”的孱弱——没人会相信这是一个严重不足月的婴儿。陈香把他抱在怀中，来探望的人们尽管心存疑惑，嘴里却说：“哎哟，小家伙好命大，真壮实！”
要不就打圆场：“老话说得好，七活八不活嘛！”
陈香骄傲地、坦然地笑着，亲着儿子的小脸、小鼻子、小眼，亲着他娇嫩的、小得不可思议的十个小手指头，多奇妙啊，她感动地想，现在，你再也不能和我分开了，你就是人在天涯，也不能和我分离。她柔情似水的亲吻大概使儿子感到了不耐烦，他突然一蹙眉头，晃着小脑袋，那神情，几乎就是某一瞬间的重现！她呆了一呆，忽然仰脸哈哈大笑，笑着，却泪如雨下。
丈夫走过来，抱住了她。丈夫说道：“可怜的陈香……”
二、雕花拱窗
起初，人人都羡慕莽河的好运气，能够分配到那样一个堂皇的学术机关中去。莽河自己也是高兴的。
堂皇的学术机关，却设在一幢陈旧的小楼里。那陈旧的程度令人惊诧。没人说得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灰砖，光秃秃、粗鄙、丑陋的三层小楼，却又有着镶嵌了雕花石刻、拱形的、细长而精致的窗户，这使它的来历顿时变得可疑，就像一个身份复杂的女人。走廊幽暗、狭长，永远弥漫着厕所的臭味。终年走在这样的走廊里，感到生活就像一块湿答答的旧抹布，暧昧、不洁。
有雕花的拱形窗户，细长到不合比例，严重影响了室内的采光。冬天，一到下午四点就需要开灯照明。但这仍然是整座建筑中唯一让莽河喜欢的东西。他常常爱怜地、温柔地望着它，心里想，是因为什么缘故让它沦落到这里来的呢？这垃圾山中的百合？想象中枯燥百倍的、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办公室生涯，因为这样的追问和联想，变得似乎可以忍受。
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经历的，是那个年代所有那些刚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都要经历的东西：学习融入。上班第一天，他来得很早，坐在拥挤的角落里他的办公桌前，却不知道应该拎着暖水瓶去锅炉房打回开水。那天，去打开水的人居然是多年来没有染指过办公室杂事的科长，科长拎着饱满的暖瓶走到他桌前，问他：“喝水吗？”他居然一边把茶杯递上去一边心无城府地回答说：“谢谢。”那一刻，一办公室的人都饶有兴味地旁观了这猫对老鼠的戏弄。
就这样，他在第一时间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第一个缺点：没有眼力见儿，还有，傲慢。
漫长的八小时办公时间，一屋子人，看报纸，喝茶，聊天，或是借机溜出去到附近的菜市场拎一网兜子蔬菜回来。办公室生涯就像沿着轨迹运行的列车一样周而复始，那一种平凡的单调是他不能忍受的。他常常一个人躲进资料室里，看书，写一些诗行。那是一间设在地下室里的暗无天日的大房间，书架壁立，灯光昏暗，散发着故纸堆发霉的气味。那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有一种可疑的苍白，贫血，像一种他不喜欢的孱弱的菌类。这让他心情晦暗，沮丧万分。就在这时主任找他谈话了，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我们这里不是作协，要记住，写诗不是我们的正业。”
主任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视学者的荣誉如同生命，他的话，有着不容置疑的正确。后来，在许多场合，这位学者都给别人讲过那个著名的故事，抗战时期，那个刘什么教授，庄子专家，在日寇飞机横空肆虐的时刻，质问跑向防空洞躲轰炸的沈从文：“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为庄子跑，你为谁跑？”此刻，主任苦口婆心地想把这个文艺青年拉回正途。他从主任办公室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抬眼望着细长的优雅的拱窗，忽然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响起来，是一个神秘的祈祷般的声音，一下一下，撞击着他，他整个身体像钟一样发出嗡嗡的震颤与共鸣，那声音说：“走吧，走吧，走吧……”顿时，他眼睛潮湿了，他觉得是命运在和他说话。
那是一个节日的前夕，楼下院子里在分葡萄和带鱼，热闹，喧哗，喜气洋洋。人人拎着带鱼和葡萄回到办公室，一边议论着各自手中带鱼的宽窄、葡萄的大小。忽然有人在下面吵起来：“凭啥给我这么一堆破烂儿？这是叫人吃还是叫猫吃？——”是一个变了腔调的尖厉的女声。恐惧就是在这时一下子攫住了他，他想，我不要这样的日子和人生。
然而，“不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折磨着他。他不能跟任何人吐露自己“不要”的决心，尤其是亲人们。只要他略漏一下口风，他们就骂他发疯和作孽。“不要”这么好的前程，他要什么呢？他一天一天拖延着，犹豫着，挣扎着，就像一个被拷问的哈姆雷特。日子飞逝而过，一晃竟是数年。直到有一天，他去上班，听人说他们的旧楼房要重新装修了，拱窗要被砸掉，扩宽，换上那种新式的塑钢窗。他一愣，然后，笑了。
当天，他做出了一个地动山摇的举动：递上了一份辞职申请。
在一个安静的晚上，他一个人来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日光灯管嗡嗡地轻响着，是静的声音，不知为何让他想起正午时分阳光照耀下空无一人的公路。他默默打量着这间拥挤、杂乱、横七竖八挤了四张办公桌的斗室，心里柔软下来。一瞬间，他想，也许不是没有和解的可能，和凡俗的生活、琐碎的日子和解，也许这里有一些秘密是他不知道的，卑微却依然珍贵的秘密……他用手抚摸就要消失的拱窗，最后的拱窗，月亮悬挂在窗外，是一轮雾蒙蒙风尘中的圆月。“再见了，朋友！”他轻轻说，是对拱窗，或者，也是对这里的一切。
走吧，走吧。到天国去吧。
地上，一定有一处教堂，在唱着这样的颂歌。
三、陕北，你这大胆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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