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几年后，海棠参加了史上最壮观的那次高考，十年间囤积的考生在同一个冬季走进考场。海棠没念过高中，初中一年除了学工学农就是挖防空洞，等于没上学。听说她要报名参加高考，家里人都骂她疯了。她不在意，恶补了两个月，不想，初选成绩下来后，她居然入围了。那一天，她高兴极了，此生，她从没有这样高兴过。只是，没有人分享她的高兴，她只有一个人跑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盘难吃无比的饺子，一大碗散打的啤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让饭馆里其他的食客惊异地侧目而视。她快活地想，他们把我当女流氓了。
借着酒劲，她填报了志愿。三个志愿，她先填了第二个：某某大学，也就是本省的最高学府。第三志愿，填什么呢？她笑了，大笔一挥，气壮山河地填了“北大”。是啊，为什么不让自己更高兴些呢？没准儿，把“北大”填成第三志愿的，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的一个……然后，才是第一志愿，她收敛了笑容，许久，郑重地、字字千钧地写下了那几个字：那是本省东南部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大专。
她直奔东南而去。
听说她报了这样一所偏远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人人都很惊诧，问她，就算是读专科，为什么不选择在省城读？人往高处走啊！她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住厌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位于太行山下上党盆地的小城，不通火车，长途汽车要在盘山公路上绕行十几个小时。一早乘车启程，中午，要在一个叫“子洪口”的地方，打尖休息。汽车停在唯一一家稍具规模的饭店门前，她买了一碗刀削面，面又粗又硬，不好吃，环境也脏乱，遍地狼藉。她捧着粗瓷碗，温柔地打量着这肮脏的店堂、油腻的木桌凳、用白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歪歪斜斜的“菜谱”，心里想，他一定也在这家店里吃过她正吃着的难吃的打卤面……
从子洪口开始，山变得陡峻，崇山峻岭间的公路，九曲十八弯，一侧就是无遮无挡的万丈深渊，然而这凶险的蜿蜒中不知为何有一种安静和神秘的温婉，让她动心。春寒料峭，千山万壑仍旧是枯黄的，还没有苏醒，突然山坡上一株孤零零的桃树，繁花怒放，一树的粉红，有一种旁若无人赤裸裸的娇艳，就像是太行山突然裸露的艳情。
她满心喜悦奔向她的新生活，她以为那新生活的起点就在此行的目的地。她对东南部这座小城，怀了太多的期许、希望、梦想，在心里一遍遍把它诗意化。起初的日子，她是亢奋的，一点也没有在意作为一所“大学”这学校所存在的明显的缺陷，比如，它局促的小格局、它的简陋、它拥挤的学生宿舍、它藏书贫瘠的图书馆和糟糕的伙食，等等。她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一样坦然地，甚至是愉快地接受着这一切，她在心里对自己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她甚至用这样的高调来安慰自己的同学，一边回味着电影中那个经典的镜头，瓦西里是怎样温柔、怜惜地把愁苦的妻子紧紧搂在自己可以信赖的怀中。
于是，到了那一天，她觉得自己终于准备好了。那是一个星期天，风和日丽，春末夏初的太阳，从小城干净的、碧蓝的天空中洒下来，明亮而凄清。她怀揣着一个几年前的旧信封，那上面“寄信人”的地址，其实早已像刀刻斧凿一样镌刻在了她心底。可她仍然把它揣在了身上，就像一件信物。她早已打听好了去那地方的路线，东西南北，怎么走，乘什么车。她乘公交车辗转两次从城的这头来到城的那头，那大工厂在城那头的郊外，赫赫有名，她还知道这厂星期四休息，周日是他们的工作日。下了公交车，一眼就看到了那牌楼似的巍峨的厂门，非常醒目。她的心一阵狂跳，她在心里对一个人说，嘿，我来了……
这厂，门禁森严，门卫让她在窗口例行登记后，拨通了车间的号码，几句简短的对话后，门卫放下话筒，对她说道：
“你在这儿等一下，人马上就出来。”
她等着。
四周的一切，巍峨的厂房、马路、行人和车，似乎，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世界只剩下了无垠的阳光，明净到虚无，照耀着一个静静等待的姑娘：等待一个人从那明亮的虚无中穿过岁月朝她走来，满面笑容，风情万种，就像空山中那棵怒放的山桃树。
一个骑“飞鸽”自行车的人“唰——”地停到她面前。
“你找刘耘生？”他问道，一边跳下车来。
这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身穿油渍麻花的工作服，一脸络腮胡子，说一口天津话。
“对。”她疑惑地回答。
“刘耘生不在厂里了，他考上大学走了，我是他师傅。”
“噢，师傅，”海棠匆忙招呼了一声，“他，他去哪儿上大学了？”
“北京，”天津师傅说出了那学校的名字，“好学校！他和他对象，一块儿考上了！”
“他对象？”海棠没有听明白。
“对，就是他未婚妻，是个北京知青，两人都领证了。好事成双，一块儿考走了——”
天津师傅的嘴，在络腮胡子的包围中，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白牙凌厉地闪动着，可她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了。他的声音就像云端上的絮语。她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和人家告别，怎样离开了那巍峨森严的工厂，怎么就来在了这么一片郊野之中的。看到那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她眼一疼。她在一条田埂上坐下，愣了许久，突然笑了。
十年之约。
此刻，一九七八年五月，北方的暮春时节，距离一九七一年那个酷寒的冬天，还不到七年的时间。他失约了。
她咬着牙，跌跌撞撞，千辛万苦一路奔波走到了今天，走到了这阳光灿烂凄清的小城，来和他会合，可是，他失约了。
刘耘生，你失约了。
她望着这一片蜂飞蝶舞美如梦境的菜田，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空心人。她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连最后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她就这样在田埂上坐着，坐着，看着太阳终于一点一点坠下山去。那是告别，她告别了自己弱不禁风的初恋。
2
海棠三十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叫崔护的内科医生。崔护比她大四岁，个子不高，不满一米七〇，这应该说是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也是他为什么蹉跎到三十四岁才结婚的重要原因。
八十年代初，他们两人都属于“大龄青年”，这些“大龄青年”迟迟不结婚让全社会着急。有一天，海棠供职的单位一定要让海棠去参加区里举办的交友联谊的活动，她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崔护。崔护请她跳舞，跳了一支又一支，她想，大概是因为自己个子不高和他比较般配的缘故。他跳舞不笨，甚至是娴熟优雅的，很舒服。突然之间她闪过一个念头，她想，就这样一辈子跳下去好像也不错……
崔护问她：“你好像不爱说话？”
她回答：“嗯，我说话有口音。”
崔护说：“我也有口音。”
她笑了。那不同，她想。
“你说你叫崔护？哪两个字？”她问道。
“就是戏里的那个崔护，”他笑着回答，“‘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就是我。”
那是一支“慢四”的舞曲，如同走。不是在地上走，而是在船上，有一种奇妙的、令人微微眩晕的起伏。是啊，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她心里一痛。
“我父亲是个戏迷，”他笑着说，一边驾轻就熟地带领着她避开别人的冲撞，“喜欢眉户、碗碗腔、秦腔。我妈生我的时候，是在老家，生我那天，刚巧有一个碗碗腔的好戏班来村里唱戏，唱的就是这出《借水》。我这边落地了，我父亲还在戏台下边看戏呢！散戏回来，咦？炕上多了个小子！一高兴，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崔护——好在他姓崔，要不我恐怕还得改姓呢！”
他们都笑了。她想，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
半年后，海棠和崔护领了结婚证。婚礼，他们采取了旅行结婚的方式。没有大摆婚宴，亲朋好友在一起吃了顿饭，就把两个新人打发上了夜行的火车。旅行结婚，是海棠的主意，她对崔护说：“我不要那种闹哄哄的小市民婚礼！”斩钉截铁。崔护答应了，不过让崔护有些不高兴的是，他觉得海棠似乎很轻视她自己的家人，轻视人间烟火的生活。
他们来到了北京，住在一家不错的招待所里，是崔护大夫辗转认识的关系，给他们打了折扣。海棠带他去了柳荫街，不过没去二姨家，几年前，二姨死于癌症，知情的人都说那是因为她思念女儿忧郁成疾……后来姨父又再婚了，柳荫街不再是从前那个柳荫街，可她仍然、仍然怀念那里。她带他走银锭桥，带他穿胡同，带他去看中国音乐学院——听说它很快就要搬走了，原来那里是从前的恭王府。
她听着从那里传出的丝竹声，泪流满面。
崔护不知道这其中的隐情，海棠没有跟他讲过表姐的故事。他闷闷不乐，他想，原来他的新娘是个有秘密的人。
不过，接下来的日子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