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设计的记载。抛开具体的描述，《考工记》本身实际上反映了战国时代中央集权制思想渐趋成熟，人们企图通过建筑艺术的手法来突出表现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心的理念。不过，虽然这一想法出现很早，事实上差不多用了近二千年的时间，才最终在元大都完整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到都城设计中。尽管如此，但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营建的都城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周礼·考工记》中所构建的理想都城的影响。换言之，中国历史上都城形态的演变，基本上就是一个因地制宜与理想都城之间不断平衡的过程。
1.匠人营国
《周礼》是我国儒家的经籍之一，重点是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提出规范。而涉及到帝王修建都城的规定，则集中见于《考工记》部分。由于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周礼》成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周礼·考工记》中关于理想都城的描述也就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关于都城营建的理想或标准。在随后儒学地位不断提高，并演变为中国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也逐渐成为后世帝王营建国都的“玉律”。
“匠人营国”一节专述城邑建设制度。所谓“国”，意即指“国都”，营国就是营建国都。西周有封国建侯制度，封国意味着首先建立统治中心，即作邑作邦，从而建立城邦国家。营国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建置城池、宫室、宗庙、社稷，同时还要规划所属的田地和属邑，即所谓治野，有国有野是西周城邑建设的体制。所以，那时的营建国都，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以城为中心连同周围田地所构成的城邦国家。因此，建城实为建国。从周王到诸侯再到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城邦国家。
正因为此，《考工记》关于“营国”的文字，实际上是三个等级：第一级是王城，即王国的首都；第二级为诸侯城，即诸侯封国的国都；第三级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考工记》中对王城描述得较详细，其他两类城邑只是以城隅、道路为例，就营建制度来说明它们与王城的差别，而没有直接叙述城市内部的具体规划。因此，历代学者的解释也就都是以王城的规划为基准，按照礼制，即按一定的差额依次递减来决定这两类城邑的各项具体规划内容。
《考工记》中关于王城的规划制度虽然讲了一些，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三段：
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归纳起来，《周礼·考工记》中明确的儒家标准国都的设计，首先是确定宫城为全城规划的核心。而其余的重要建筑，无论是祖（太庙）还是社（社稷坛）的空间位置都是以王所居的宫城为坐标的。都城内重要建筑的布局原则是以宫城为中心，前为处理国家大事的外朝，后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市场，宗庙和社稷则分据宫城的左右两侧。对于城门、主要道路及居民区的布设，也是以宫城为中心对称分布。
在《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规划有着具体而微的设计方案，如：朝、市规模为一“夫”，即占地方百步；王城城垣高七雉（丈），城隅高九雉，每面城墙各开三门，共十二座城门；宫城城垣高五雉，宫隅高七雉，宫门门阿高五雉；全城采用经纬涂制（即棋盘格式）干道网，由三条南北及三条东西主干道（一道三涂）为骨干所组成，顺城加辟环城干道——“环涂”，连接经纬干道，构成一个干道网，城外有“野涂”沟通内外，经纬涂宽九轨即周尺七丈二尺，环涂宽七轨即周尺五丈六尺，野涂宽五轨即周尺四丈；庙门宽周尺二丈一尺，庙中门（闱门）宽周尺六尺，应门宽周尺二丈四尺，路门宽周尺一丈六尺五寸等。
显然，《考工记》所述的营国方略带有浓重的礼制色彩，考虑到它是在春秋晚期各国工商食官制度濒于崩溃边缘时期的产物，也无怪乎有如此森严的等级了。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记》“匠人营国”构建的王城规划，不是战国人的封建帝都“理想方案”，而是周代奴隶制王国的首都建设制度。
由于《周礼·考工记》只是关于古代都城的规划思想，在宋代以前并没有真正实现过，故后世硕儒多借题发挥，因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周礼·考工记》的空间表达形式。如聂崇义《三礼图》中的“王城图”中依据《考工记》勾勒出了一个十分直观的形象。只是聂图着重于绘制出道路、城门之间的空间关系，而都城中极其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宗庙、社稷及市场的位置却含糊不清，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清代著名的朴学家戴震则对此作了修改，在他的《考工记图》中的“王城图”中，将宗庙社稷统置于皇城宫寝的东西两侧。其实，这并不是戴震的创新而是宋代以来一个学派的主张。只是因为戴震名重一时，故这一王城图在清代曾大行其世。
当代学者贺业钜则对《考工记》营国制度有过深入研究，绘制了具体而微的示意图。
上述示意图都是对《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划思想的一种高度概括，而《周礼·考工记》，也就是儒家礼制对中国都城制度的影响，实际的情况却要复杂很多。
2.居主奥区
夏商距今久远，其都城制度幽暗不明。最早明确记载的都城营建却是周初周公所营建的东都成周。
成周的营建，对巩固周对东方的统治意义不言自明，影响亦十分深远，前文已述，兹不赘言。成周与宗周镐京东西对峙，不仅创立了东西两都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后世所效仿，而且开创了小“城”大“郭”的都城布局，成为先秦各国都城直到西汉长安一直实行的都城布局制度。
而所谓的小城大郭，一些史学家认为是西城东郭，也就是王所居的城位居整个城市的西部，而普通百姓及工商业区则位于王城东边的郭内。这一城郭布局形式实际上与春秋战国时期周的宗法制度有着相当的关系。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还是首先从被认为是现今唯一能证明其为西周时代修筑并且保存良好的鲁国故城开始讲起。
鲁国都城曲阜
位于今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至今不少地段的城垣仍耸立着，尤其是城的东南角及其两侧，残垣的高度在10米上下。依据这些城垣遗址及考古发掘报告，我们可以复原出当时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布局状况。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鲁国都城的平面是一个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在城址的西北两边曾利用洙水的自然水道作城壕，东南两侧则人工凿有城壕引洙水，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系统。城墙上共有城门十一座，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其中，北部的城门分布较密，间距较小，约半公里左右。贯通全城的大道位于城市中、南部，都是东西向。城门的设置和交通大道的布局，证明城市的布局是东西方向。
根据试掘结果，位于古城东墙北门的向西通道中部偏东北部的地方，即今周公庙高地一带为夯土基台，应该是当时的宫殿区。《水经·泗水注》中记载的：“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就是这里。宫殿区以北，今盛果寺一带，是城中最大的居住遗址。遗址西部文化堆积厚2米以上，从西周前期一直延续到汉代。鲁城内早期的手工业作坊，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大致在盛果寺以及西北部今药圃一带有冶铜遗址，而药圃北部和弹簧厂则明显是制陶遗址。
从鲁国故城的城门和交通大道布局来看，主要居住区原来在西部和中北部，整个布局也是坐西朝东的，宫殿区在中部偏东北地方。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的都城大多是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这首先应该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在王城以东建设大郭，主要用来安置国人、迁居殷民和驻屯军队，是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周朝对于四方的统治，加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力量（见图5-5）。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许多诸侯中的大国，先后采用这种布局，同样具有加强统治力量的目的。建设大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手工业与商业越来越发达，小城内已无法容纳日益扩大的手工业工场和商业区，郭区成为居民集中的居住区、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之区。因此，这种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也就逐渐扩展到中原各国。
另外，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也就是说把宫城或者宫室造在西部或西南部，以东方、北方为正门，是依据周人的礼制而设计的。古代周人的礼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以室中西南隅为尊长居住之处。《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者，居不主奥。”郑玄注：“谓与父同宫者也，不敢当其尊处。室中西南隅谓之奥。”这是说，室中西南角，是尊长居住之处，小辈是不能居住的。在举行祭礼时，周人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