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对于一个王朝来讲，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人们在选择首都时，往往十分挑剔，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方面考虑，这就形成了上文所讲的建都几个基本原则。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总是遂人心愿。每一个地方总有不利之处。所以，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已证明是首都最佳选择的西安/长安和北京，事实上也总有这样或那样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西安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是僻处西鄙，而北京也过于接近北方边疆地区。所以，为了统治的方便，帝王们则会选择在疆域内另一个适于控制全国的地方，作为首都的补充，以弥补首都的某种不足。这就是陪都。有时候，一个陪都并不能达到统治全局的目的，所以在东西南北中各设一个都城，这就是五京制度。
1.东西二京
在中国历史上，首都与陪都并存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西周时期的宗周与成周。
周人为了向东开拓疆土，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在剿灭商王朝西部最重要的属国崇国之后，周文王和他的儿子武王先后建立了丰、镐二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记载了这一事件：“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显然，武王把都城再向东迁移是为了显示其征伐商人的决心。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丰、镐二京之间虽然隔有沣水，丰在西、镐在东，但总体上是一个城市，并在西周建立之后一直作为国都，称之为“宗周”。
周人灭商后，势力迅速扩展到辽阔的东土，也就是黄河下游平原。国土面积的扩大，使得周人在灭商之后，立即感到在东方建立统治据点的必要性。这时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就成为武王的首选。洛邑建成后，成为与宗周镐京并立的都城，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但成周始终是周人镇服东方敌对势力的据点。
之所以宗周丰镐与成周洛邑始终并存，是因为它们各有利弊：宗周虽然占尽政治、经济地位之优势，但无奈地处西鄙，对东方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必须再有一个地理位置接近的据点，以控制东方。而洛邑地处天下之中，便于对全国进行行政管理，征集各地贡赋、商业贸易也十分方便，但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安全性较差，所以只能作为丰镐的补充。
尽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但事实上，国势强大的王朝在定都长安后，如果其经营重点是在东方，那么，就只能用洛阳作为陪都。这似也是中国历史前期的一个通识。
隋代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虽然仍在黄河流域，但已经不占有绝对的优势。长江流域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繁荣，成为供给中央政府财赋的重要地区。因此，尽管隋唐定都于关中，却都视洛阳极重。隋炀帝以居洛阳为常，唐高宗干脆移居洛阳，称为东都，形成了两都制。武则天称帝后，为了摆脱李唐宗室的干扰，迁都洛阳，把原来的首都长安改作了陪都。
我们今天的首都之所以名为北京，实际上也是两京制的产物。当年明太祖定都应天，称为京师。后其子朱棣将首都北迁，原来的京师只好改称为南京。后来，仁宗意欲将首都迁回南京，所以把北京改为行在。尽管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并在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官厅去“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后正式定为首都。但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却从此开始。另外，相比起其他朝代的两京制度，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要高，甚至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前朝各代陪都所不曾出现的。
2.五京制度
辽是东北部落契丹所建立的王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在临潢开始筑城，称为皇都。天显三年（928年）再升东平郡为南京。之后不久，天显十三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为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并遣使奉表上尊号，于是依照汉制，登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改元会同，改皇都为上京。同时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改南京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形成了一都两京制。辽圣宗时，再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又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辽兴宗更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辽五京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虽然不可否认是受到唐、五代、北宋中原都城制度的影响，甚至渤海国的影响，并对之后女真人的都城制度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辽的五京中，上京是契丹人最早创建的都城，也始终是辽的政治中心。辽上京遗址在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周围约有14公里，与文献所说的幅员二十七里大体相合。从遗址来看，整个城市分为南北两城，北为皇城，南则汉城，中相隔一道城墙，也就是北城的南墙同时是南城的北墙。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城，也就是皇城实为契丹城，即为中央官署所在地，是契丹贵族的集居区。当时宋的使者薛映出使辽时，记载了在皇城内“有昭德、宣德二殿与毡庐，皆东向。”显然，在这里契丹人还保留着住毡庐的旧习。而东向也是契丹人的旧俗，以东向为尊。至于汉城，当然应该是外郭城的意思，所居住的是一些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这样看来，辽上京仍保留着契丹人原本的特色。
随着契丹人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东灭渤海国后，将原渤海旧地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此新建东丹国，以皇太子图欲为东丹国人皇王。然而，当年太祖去世，次子耶律德光即位，为辽太宗，皇太子图欲只得从海路出奔后唐。于是天显三年，也就是会同元年（928年），辽太宗将旧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居民移住东平郡，并升东平郡为南京。天显十三年（938年）再改南京为东京辽阳府。
辽的东京辽阳府在今辽宁省辽阳市附近，从《辽史·地理志》中的记载知道，辽东京的城市结构大体是与上京相同，都以契丹城与汉城并立，即双城结构。而契丹城内有宫城，甚至还有让国皇帝，即辽太子图欲的御容殿，可知确实与普通城市不同。但从汉城中的市仅为朝集夕散的集市性质来看，则明显其城市还属于早期形成阶段。
五代初期，幽州本属后唐。后因辽太宗帮助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反叛，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人。契丹人顺势把这一地区作为南图中原的重要据点，升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来在辽圣宗时再改名为析津府。又因是燕旧地，故也称为燕京。
辽南京城因中原旧都所建，所以明显比地处燕山以北的上都和东京繁华，城市规模也较大，大约周围二十六七里左右。城内分为皇城与外城，皇城在整个城市的西南隅，大约是沿用唐代幽州治所的格局。城内分为二十六坊，每坊建有门楼，标有坊名，大多仍然是沿用唐代旧称。街市颇为繁盛，《辽史·圣宗纪》中记载了太平五年（1025年）因当地大获丰收，“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
位于今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老哈河上游北岸的辽中京大定府，始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据说，当时辽圣宗过九头山附近的老哈河时，望见有“郛郭楼阙之状”的云气，决定在这里建都。因此，他从燕京一带找来大量的工匠，建成一个有郛郭、宫掖、楼阁、府宫、市肆、廊庑的“神都”。《辽史·地理志》中讲到，所建的皇城中设有祖庙和景宗、孙天皇后御容殿，具有原庙的性质。而且还专门设有大同驿接待宋史，设有朝天馆接待新罗使者，设有来宾馆招待西夏使者。整个格局是以北宋东京为模式的，有三重方城，即外城、皇城和宫城。显然，中京的地位即使在五京中也是十分显赫的。
辽的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也是辽最后才设置的五京之一，辽兴宗重熙十年（1044年）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其城市形制也是五京中最为简单的一个，只在原云州的基础上加以增益为之。但其中也有供奉诸帝的石像或铜像的寺庙，所以与一般城市有所区别。
女真完颜部从今黑龙江省阿什河、拉林河流域兴起后，首先在今哈尔滨东南的阿城县南设立国都，“国初无城郭，散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显然，这时还是沿用部落建置帐幕的方式。所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攻取辽的境地后，为了更好地对辽原有地区进行管理，接受了辽的五京制度。先是在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把原来金的国都称为上京会宁府，改辽的上京为北京。之后，海陵王完颜亮杀金熙宗而取得帝位，他为了谋求向中原扩展，再于贞元元年（1152年）迁都燕京，称为中都大兴府。与此同时，废除上京会宁府，改汴京为南京开封府、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大定府，再加上原来辽的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
在金的五京中，最重要的是上京和中都，其余大都沿用辽的旧城，只是增建宫殿和宗庙而已。如东京辽阳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