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55年夏天，弗雷德丽卡对于如何将人分类已经充满信心，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例如，她就为两个比较固定的朋友艾伦和托尼贴上了标签：一个是变色龙，一个是骗子。有一个星期，她和这两位风格迥异的小说家短暂相处的时候，弗雷德丽卡突然想到了这两个词。艾伦让他在国王学院的一位朋友叫弗雷德丽卡来参加下午茶派对，说小说家福斯特也会出席。托尼则叫弗雷德丽卡陪他去参加文学社的会议，说金斯利·艾米斯59将在会议上致辞。弗雷德丽卡先去参加了下午茶派对。
其实，弗雷德丽卡并不想见福斯特。她担心他会破坏关于牛的哲学论述以及《印度之行》48的开篇在她心目中的美好。弗雷德丽卡将这两段话视作自己的财产，因为她享受过这两段话给她带来的快乐。另外，马拉巴山洞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她曾为此感到煎熬，她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但不知道如何表达。她和艾伦、托尼、埃德蒙·威尔基、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生活在一个充满戾气的世界里。在小说家的作品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别。她能对福斯特说些什么呢？他和她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对弗雷德丽卡来说，日后能够提起见过大作家福斯特，那还是很有意思的。
下午茶派对在能俯瞰主庭院的房间内举行，对面就是礼拜堂。小说家坐在一张包着印花棉布的沙发椅上，看起来又小又老，他留着胡子，显得很神秘、很慈祥。桌布都铺好了，桌上摆放着司康饼、自制果酱、黄瓜三明治、中国茶和瓷杯。弗雷德丽卡碰了一下福斯特的手，然后回到书架后面的椅子上。这些人看上去都很年轻，举手投足都体现了公立学校的良好教育，还有一种独特的怀旧情怀，弗雷德丽卡后来在电视采访中也看到了这样的情怀。这位小说家谈到了划船，说他还在剑桥的时候，时间似乎比现在慢许多。他穿着毛茸茸的粗花呢衣服，腰带都快勒到腋下了。弗雷德丽卡慢慢发现，艾伦的成长经历十分坎坷，他是在格拉斯哥少年帮派斗争中长大的，所以他偶尔会讲一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使用自行车链条、弹簧刀、指节套环杀人伤人的故事。艾伦的一头金发梳得很整齐，像戴着一顶闪闪发光的帽子，十分殷勤地递给小说家一块三明治，用带着苏格兰的口音称呼“先生”，让弗雷德丽卡觉得他也是在管教严格的教士家庭中长大的。由于派对上只有两名女性，艾伦表现了某种只有在男性聚会上才会表现出来的个性。他的笑声充满魅力，举手投足体现着他的谦逊。弗雷德丽卡不禁想起，关于牛的论述就是被关于女性的话题打断的。她身子向后，靠在书架上。
十分钟以后，福斯特就睡着了，一直睡得很熟。大家交谈时都压低声音，他还轻轻地打着呼噜。他看起来很满足。弗雷德丽卡心里涌起一股对失败和束缚的恐惧。
有个人坐在弗雷德丽卡身边的地板上，那个人叫作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这是波兰人的姓名。他操着无阶级差别的英语口音，听起来既不是大西洋彼岸的，不是利物浦的，也不是伦敦东区的口音，而是清晰的BBC口音，不会省略或丢失任何音节，听起来很舒服。他告诉弗雷德丽卡如何在教堂里用拉丁语优雅地唱一段拉丁文颂赞，他说意大利风格的拉丁语比学校里教的更柔和，也更动听。他说他认为弗雷德丽卡是剑桥的风云人物，他想和她聊聊，还想给她画一幅像，因为她的脸庞与众不同。“以前我学过绘画，我想我应该当专业画家，应该成为一名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优秀画家。你不这么认为吗？或许我应该学哲学。还是说学英语更好？”弗雷德丽卡问他画哪种风格的画，他说，他说不好是哪种风格，反正不是英国的浪漫主义，她一定要来看看，她说她会去的。他个子不高，却充满活力，而且十分独立。他浑身上下充满魅力，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嗓音迷人。
大作家醒了过来，向众人说抱歉，却丝毫不觉得尴尬。他吃了几口樱桃蛋糕，冲所有人微微一笑，然后慢慢地、小心地走了。弗雷德丽卡穿过纽纳姆的后花园，沐浴着阳光走回家。马拉巴山洞、在脑海深处闪烁的火焰、蜷曲的蠕虫、虚无和语言间的关系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在剑桥充满限制的生活、司康饼和必不可少的午睡也让她感到困惑。她认为，对于一名作家来说，剑桥不是一个理想之地，对读者而言却是理想的。在这里要怎样生活呢？她经常这样问自己。她想起了劳伦斯跟新墨西哥妇女无端的争吵，想到了在里思布莱斯福德的斯蒂芬妮。她抬起头，坚定地扬起了下巴。
托尼一定要叫弗雷德丽卡来文学社听艾米斯的演讲，因为《幸运的吉姆》59是一本“重要的书”。弗雷德丽卡读过四次。一次是因为有人借给她这本书，一次是想了解托尼从书中读到了什么，一次是因为她生病卧床，那次她读得非常快，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还有一次是她正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当代小说中的新风尚。前三次，弗雷德丽卡觉得这本书不好玩，也看不出它“重要”在哪里。读第四次的时候，她已经在剑桥生活了一段时间，“愤怒的青年”流派已经出现，她突然被写剪纸的那一段逗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出了眼泪。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已经能够将吉姆·迪克森沉重的表情、对“快乐英格兰”的嘲弄、恶作剧和孩子气式的愤怒视为“知识分子对于温和单调的福利国家的有限叛逆”。弗雷德丽卡将这种“有限叛逆”类比为“电厂”家庭结构下孩子的反抗。因为父母的原则和行为很自由、有理性，总之很开明，要反抗他们的权威，就必须采取任性或荒谬的暴力。她觉得自己对此已有一定了解。比尔的怒火让她无法做出有限叛逆，这是她产生厌恶的合理理由。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种理解并不能让她对吉姆·迪克森更加宽容，也无法更加欣赏他。
四次阅读，《幸运的吉姆》都让弗雷德丽卡产生了性厌恶。书中有个好姑娘，好就好在她胸脯丰满，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她很容易发现疯狂的迪克森的吸引力和闪光点。书中还有一个龌龊的女人，她化妆技术拙劣，穿着附庸风雅的短裙，经常歇斯底里地用情感胁迫别人。这个人物是仇恨的化身——“迪克森想冲过去把她推倒在椅子上，冲着她的脸重重地打一拳，还想把一颗珠子塞进她的鼻子里。”弗雷德丽卡还很小的时候，她的鼻子曾经被塞过一颗珠子，当时的疼痛现在还记忆深刻。还有一位戴着栗色帽子的老太太，迪克森认为她应该像一只甲虫一样被碾死，因为她延误了他搭乘的公共汽车。弗雷德丽卡也许已经接受了这样对想象匮乏和残忍场景的精准描述，但令她惊讶的是，她的许多朋友竟认为迪克森是道德英雄。他们喜欢刻意的粗鲁、恶作剧和做鬼脸。托尼向弗雷德丽卡解释说，吉姆其实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普普通通又一丝不苟的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美学家和《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中的自命不凡和小团体行为。弗雷德丽卡第一次读《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的时候，以为那是对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嘲讽，但她也被深深打动了。如果将幼稚的不负责任视为天真，弗雷德丽卡宁愿让查尔斯·赖德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待在花园里，也不愿看到吉姆·迪克森在学校里胡闹，尽管这样他们一定会被开除。有两个人永远都是孩子，一个是彼得·潘，另一个是威廉 。弗雷德丽卡更希望遇到男人，而非大男孩。
演讲的时候，那个小说家显得英俊潇洒，神采奕奕，毫不做作。他自嘲得恰到好处（剑桥喜欢这样），不太刻意强调文学的重要性（利维斯的剑桥甚至更为模棱两可）。他故意轻描淡写，称小说主要是用来消遣。学生们听了他的言论，对存在主义作品《另类人》的作者科林·威尔逊60极其轻蔑，乃至于表现出了野蛮的态度。幽默是可以接受的，存在主义的激情则显得陌生且可疑。艾米斯先生赞扬菲尔丁61的理性，反对《曼斯菲尔德庄园》过于严肃的风格，并表示喜剧的可取之处在于能让人不再自以为是。凡是不认同这个观点的人，都可能被指责缺乏幽默感，弗雷德丽卡也不能幸免。她有些生气，她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去生气的。托尼坐在她旁边，系着一条格纹羊毛围巾，像是工人戴的那种大围巾，外面穿着防风衣。小说家提出小说是“表达自我”的方式时，他笑了，他还问了艾米斯对于在大学开展文学研究的价值有什么看法。小说家说他反对浮夸和刻意的理解，支持指导学生阅读并用清晰简明的英文写作。社会主义者托尼表示，如果只是这样，那每个人都已经能得到这样的指导了。艾米斯先生说，或多或少吧，他认为还没有到宣扬教育排他性的时候。
在英文学院的外面，弗雷德丽卡和其他人就抑制幽默的道德效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尼谈到了良好的行为规范和审慎。弗雷德丽卡则发表了一番演讲，她说这让她更同情马修·阿诺德62和“高度严肃”。她说，“浮夸”和“自命不凡”是值得三思的词语，说不定能有更好的词来代替，比如“严肃”或者“负责”。她挥舞着双臂说：“评判行为做派并不一定就是评判道德，对吧？在《重返布莱兹海德庄园》中，胡珀因为口音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