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家里聚会的第二天上午，海伦娜打算和父亲一起吃早饭。他是前一天夜里从克利夫兰坐卧铺来的。他们要为她母亲去银匠铺里定做一件结婚周年纪念日的礼物。她和父亲要在萨瓦伊广场见面，她父亲在那里的旅馆租了一间卧室和客厅，是预备他来纽约办事时用的。旅馆给了他特别的折扣。海伦娜自己通常是住在新维斯顿酒店里的瓦萨俱乐部，她母亲有时候也会跟她住在一起，因为她感觉这里的氛围很合适。戴维森太太内心有大学情结，对她来说，未能加入克利夫兰的女大学生俱乐部是件令她耿耿于怀的事情。她的很多熟人都是这里的活跃人物，而她自己只是这里的熟客。在受邀就她感兴趣的某一领域作演讲时，她总是这样开始：“我本人没有上过大学。”有一次，在瓦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海伦娜看到她放下手中的最新一期《瓦萨女校友》杂志，就是这样跟俱乐部秘书讲话的。她清喉咙的声音就是对别人的命令，而她的听众中恐怕只有海伦娜不太愿意听她的演讲。戴维森太太稳重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们打算在瓦萨俱乐部给海伦娜申请五年的会员资格，这样她就可以有个地方可去，也算是个歇脚的地方。要有个属于她的房间。”她母亲的这些决定在涉及海伦娜时，就不是单单宣布而已，而是要众人皆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海伦娜在瓦萨俱乐部总感到有点不自在，好像这里是她母亲的领地。然而，如戴维森太太所说，这里是市中心，方便、经济，她还可以在这里的休息室跟朋友们会面，所以每次她来纽约，还是会住在这里。

　　那天早晨，海伦娜还在洗澡，电话响了。是诺琳，她是用药店的付费电话打过来的。她电话里说普特南刚刚出去洗澡修面了，现在她要马上跟海伦娜见面。诺琳想要的无非就是她保证不告诉别人，但是既然她电话里没这样说，海伦娜也不能说让她不必担心。结果，海伦娜取消了跟父亲的约会，和善地同意了去诺琳家。这可让戴维森先生很是不安，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这么急，竟然不能等到下午。海伦娜也没有明确说明，她从没对父母撒过谎。她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诺琳不能等到明天跟她出来喝茶、喝鸡尾酒或者吃午饭时再谈。但是在海伦娜用干巴巴的声音向诺琳提出这样的建议时，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诺琳闷闷地说：“别介意，那就算了吧。我本该想到你不愿意见我。”听到这里，海伦娜收回了刚才的建议，答应立刻去见她。

　　她本不想见诺琳。她的那些温和、无害的讽刺对诺琳来说完全是浪费。诺琳根本无法理解那些讽刺和幽默的内涵，她只能听懂那些显而易见的内容，然后做出简单的推测，就像刚才电话里那样。正常情况下，海伦娜本来很乐意去看看诺琳的公寓，用凯的描述来说，她的家就像个“草图”。但是此刻，她更希望在一个更为公开的地方和诺琳见面，比如，瓦萨俱乐部的休息室。她对诺琳可能会做出怎样的解释毫无兴趣。就因为她无意中目睹了一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情，就要被拽去诺琳家里。她认为这不公平。她父亲就曾经遇到过这种事。有次他目击了一起交通事故，结果被迫要去法庭。当那些该死的律师质问他时，他宣布他无话可说。

　　诺琳的家并不像她想的那样在格林威治村很偏僻的地方。她的公寓离新维斯顿饭店不远，街道很漂亮，距离列克星敦大道的地铁站一个街区。这里有树，私人房屋的窗台上放着花箱，就算比不上凯住的那个街区，至少也不差。这让海伦娜很吃惊。她看到了诺琳，穿着一件旧滑雪衣、一件汗衫、一件男人的皮夹克，正坐在一栋黄色水泥房子的台阶上，手搭凉棚，四处观望。诺琳也看到了海伦娜，她穿着豹猫皮外套，戴着一顶罗宾汉式的帽子，上面的羽毛还在来回摇晃。诺琳挥着手招呼道：“普特刚走，进来吧。”她领着海伦娜穿过一个拱形的门洞，来到屋子的一层，中途经过一扇门，看来像是个办公室。诺琳跟里面一个看不见的人打了个招呼。她解释道，这套房子原来属于一家装修公司，由于受大萧条的影响，夫妻两人只住了楼上两层，把原来作陈列室的花园房间租给了诺琳和普特南。顶楼租给了华尔街上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女秘书，这人同时还在离婚案中受雇做通讯员。“与人私通的女人。”诺琳短促地笑了一下，补充说。

　　诺琳嗓音嘶哑，声音好像是从浓雾中传来的一样。她像个发动机一样不停地向海伦娜介绍着各种情况。大学毕业那年，医生说她有神经质，她那生硬的、爱省略的说话方式就是那时养成的。那时，在领导游行、出版校报和杂志之余，她会到校外喝可乐或者咖啡，同时和好朋友们一起用她们共有的低沉、嘶哑嗓音喊唱校歌：“这位是内莉，内心很保守；她是个酒鬼，彻尾又彻头；大家都说，她常常喝醉；想要去天堂，却走错了路。”海伦娜那受过专业训练的耳朵似乎听到了那些合唱声和敲击杯子的伴奏声。当时，饮酒已经合法化。她还记得凯时不时地会和那些粗俗汉子们一起唱歌。凯的声音纯正柔和，给他们的歌唱增色不少。她们还把烟灰放进咖啡里，想看看是否能提神。她们还发明了个游戏，看谁点的东西最难吃：冰凉的加巧克力酱的炒鸡蛋。大学里，诺琳的主要兴趣是新闻业。她最喜欢的课程是洛克·伍德老师的当代新闻，最喜欢的书是《林肯·史蒂芬斯自传》，最喜欢的艺术是摄影，最喜欢的画家是乔治亚·欧姬芙 。一直到毕业那年，她还是个很胖的姑娘。同学们送给她“瓦萨魔鬼”，这是一种海伦娜从未品尝过的黑色软糖。让她徒步走到苹果磨坊，去了后发现有面包圈还有苹果酒。海伦娜和朋友们还骑自行车去过银天鹅，因为这个名字让她们想到了情歌。她们还跟学校的教工一起在瓦萨酒馆吃饭，点的总是同样的东西：洋蓟和蘑菇。但是如今，诺琳跟凯一样都变瘦、变苗条了。她那棕黄色的眼睛习惯性地眯着，面容不整，漂亮的脸上似乎充血一般，泛出黑红色，好像是思虑过多。她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好像她的情感由于操心的事太多而被消耗殆尽了。她的陈述粗略简短，即使是涉及私人话题的，语气也像是在讨论时事问题。她的外表不禁使海伦娜想起了报纸上的一条旧谜语：浑身上下，有黑有红还有白。她说话时心不在焉，似乎是在按照背诵好的台词主持一个说明会。

　　“你忠实于凯，我知道这一点。”她们走进公寓时，诺琳没有回头，就说了这一句。这时，一阵狗叫声打断了她的话。她摇了摇头说道：“楼上有只发情的母狗。我们把尼采拴了起来，以防它们杂交会串了种。”她的笑声短促，很像狗吠声。海伦娜知道，这种哀伤的笑声，表明她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她自己说过的某句话上。诺琳像个粗鲁的兽医一样继续叙述着楼上这条狗的交配史，其中间杂着狗主人的性生活史。结婚后，诺琳的语言变得粗俗了。海伦娜听不明白究竟是楼上的母狗还是主人的妻子需要做输卵管手术。“两个都需要。”诺琳简短地说，“玛格丽特的输卵管堵塞了，所以她怀不了孕。她要去做手术通开，用吹气法。丽莎的输卵管要结扎了。他们不想给她切除卵巢。这样的话，她还可以享受性的快乐。喝点咖啡吧。”

　　海伦娜环视房间，墙壁被刷成了黑色，这样耐脏。海伦娜本以为诺琳是觉得这样实用。但是无疑，这黑色就像是面旗子和标语，就跟普特南的衬衫一样。不过海伦娜不明白，因为她一直认为，黑色是牧师们和纳粹党喜欢的颜色。客厅的一部分兼做厨房，洗碗池里堆满了未洗的碗碟。上面有个长架子，放着奶酪杯、果冻杯、盘子和罐头，主要是汤罐头和炼乳。通往花园的法式门上罩着一层薄纱。墙边有个用白砖砌成的火炉，火炉两边是用橘子箱做成的书架，用黑油布包着，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帕雷托的书、斯宾格勒的书、《震撼世界的十天》、《阿克瑟尔的城堡》和林肯·史蒂芬斯的作品外，就是几本小册子、杂志和薄薄的诗集。房间里，不平整的床上铺着一条仿天鹅绒的黑色床单，上面堆着做工粗糙的橙色油布软垫，边角处已经开了线。在黑白相间的漆布地板上铺着一块很脏的带有北极熊的地毯。水槽下放着个狗食盘，里面有些吃剩的食物。墙上挂着乔治亚·欧姬芙一幅画的复制品、迭戈·里维拉 和奥罗斯科 的壁画的局部复制品和斯蒂格里茨 的纽约城贫民窟的照片。有两盏钢制的台灯，灯罩是临时用打字纸制作的。一张牌桌，四把摇摇晃晃的椅子。牌桌上放着一个烤箱，一个装花生酱的坛子、一个电卷发器，还有个小镜子。很明显，诺琳刚才正在卷发，因为她的半边头发已经高高地卷了起来，而另外半边还松垂着。海伦娜觉得这房子的基调就像是一个半途中止的工程。他们两人中，也许是诺琳的丈夫，曾经想要找个方法来整理房间。冰箱旁边的记事板上放着老式的日历，上面的日期有红铅笔画的叉。日历旁边有张铅笔画的图表，上面有数字，诺琳解释说那是他们每周的开支。炉子旁边的墙上钉着个钉子，上面是日用品的发票和其他票据。滴水板上有个牛奶瓶，里面有半瓶硬币，诺琳说这是寄信用的。

　　“普特要求我记录下每次买的两分钱邮票。我生日时，他给了我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