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死亡之屋，门一打开弗雷彻就知道。地板上铺着灰色粗糙的地砖，墙都褪了色，露出白色的石头。墙上到处都是暗淡的色块，可能是血——一定是血溅上去的。头顶的灯泡用铁丝笼子罩着，一张长长的木头桌横过半个房间，桌子边上坐着三个人，前端放着一张空椅子等弗雷彻来坐。椅子边是一架小轮手推车，车上放的东西被一块布盖着，像一个雕刻家用布盖着未完成的作品。

　　弗雷彻被半拽走向那张为他准备的椅子。他在警卫的抓扯下蹒跚地走着，他就这样摇摇摆摆地走。如果他看起来比他实际上更晕眩，更茫然不知所措，那就可以了。他认为自己从情报部的这个地下室逃出去的机会还是有的，当然也许这只是乐观的想法而已。无论他们是谁，他都不想以哪怕些微警醒的样子使他们提高警觉。他发肿的眼睛和鼻子、流血的下唇都有助于表现这漠然的表情，嘴边的血痂像暗红的山羊胡子。有一点弗雷彻很肯定，那警卫和三个坐在审判席上的人都死了，他才能离开这里。他是一个报社记者，从没杀过比黄蜂大的东西。但如果他必须杀了他们才能逃走，他愿意干。他想到他妹妹的死，想到他妹妹在一条有西班牙语名字的河里游泳，中午的阳光照在水面上，明晃晃的，很刺眼。他走到桌前的椅子边，警卫重重地把他按到椅子上，弗雷彻差点摔倒。

　　“轻点，别那么重，别伤了他。”坐在桌子边上的一个男人说。

　　他叫埃斯科巴，他是用西班牙语对警卫说的。埃斯科巴左边坐着另一个男人，右边坐着一个60岁左右的女人。那男人和女人都很瘦，而埃斯科巴却肥得流油，像廉价的蜡烛。他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墨西哥人，看起来像会用西班牙口音说：“微（徽）章？微章，我们不要什么微章。”他是情报部的负责人，有时他用英语在电视里报气象情况。作为气象节目的主持人，他常收到观众的来信。他穿着西装则不显得油头肥脑，只是看起来又矮又胖，弗雷彻对此很了解。

　　他曾经为埃斯科巴作了三四次报道。在幽默而非常有难度的采访中，他答得精彩，他问得也精彩。弗雷彻认为，这个中美洲的希姆勒会令人惊奇地把他的幽默，部分地转化为对他的恐惧感。

　　“手铐？”警卫也用西班牙语问，并拿出副塑料的手铐。弗雷彻努力装出迷茫的样子。如果他们铐住他，一切都完了，别指望还有一线机会，一点都没了。

　　埃斯科巴稍稍转向他右边的女人，那女人的脸很暗，黑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缕白发，头发从前额开始向上向后立着，好像被大风吹过。她的发型让弗雷彻想起电影《法兰肯斯坦新娘》里的爱尔莎·朗彻斯特，这熟悉的情景一下子让他感到痛苦，就像他想起明晃晃的河面或想起他妹妹和朋友笑着走进河里。他要回忆，不要主意。回忆现在变得奢侈了，在这地方想不出好主意，你只能想到馊主意。

　　那女人向埃斯科巴微微点点头。弗雷彻早已在情报部的大楼里见过她。她总是穿着不成样式的衣服，就像她现在穿的一样。她常和埃斯科巴在一起，这使他猜她是埃斯科巴的私人助理或秘书，甚至是他的传记作家也不一定。天知道像埃斯科巴这么自大的人要不要这些随员。而此时弗雷彻想知道，如果他一直表现得不自信，她就可能是他的上司。

　　这点头还是让埃斯科巴感到满意。他转向弗雷彻时面带笑容，他开口说话了，用英语：“别傻了，把手铐拿开，弗雷彻先生只是到这里帮我们解决点事，他很快就会回国。”埃斯科巴深深地叹了口气，做出非常抱歉的样子，“而这时候他是尊贵的客人。”

　　我们不要没人情味的手铐，弗雷彻心想。

　　像《法兰肯斯坦新娘》的褐色皮肤的女人向埃斯科巴倾过身去，用手挡着嘴和他低语。埃斯科巴点头微笑着。

　　“当然了，拉蒙，如果我们尊贵的客人想做出什么傻事，或有攻击性的动作，你可以开枪。”他放声大笑——矮胖的电视主持人的笑声。然后他用西班牙语重复一次，使拉蒙和弗雷彻都一样明白。拉蒙严肃地点点头，把手铐系回腰带里，退出了弗雷彻的视野。

　　埃斯科巴把注意力转回到弗雷彻身上。他从绣着鹦鹉和花叶图案的运动衫口袋里，掏出了红白两色的盒子——万宝路的烟盒，第三世界的人都爱抽的烟。“抽烟吗？弗雷彻先生。”

　　弗雷彻把手伸向埃斯科巴放在桌沿的烟盒，随后又缩了回去，三年前他就戒了。他心想如果能逃出这地方，很可能要破戒，还要恢复喝高度酒的习惯。但此刻他没有要抽烟的渴求。他只是要他们看见他的手指在颤抖，这样就可以了。

　　“等等，现在抽可能会——”

　　可能会什么？埃斯科巴不在意，他只是点点头，把红白两色的烟盒留在原处——桌沿上。弗雷彻突然产生了一个痛苦的幻象，看见自己在第43大街的报摊上买一包万宝路，一个自由的人在纽约的大街上买一包快乐的毒品。他告诉自己，如果能出去他会这么做，就如一些人在治愈癌症或恢复视觉后去罗马或耶路撒冷朝圣一样。

　　“那个打了你的人，”埃斯科巴用不十分干净的手指着弗雷彻脸上的伤，“已经受到纪律处分。你知道这不是很严重，我就不再向你道歉了。这些人都是爱国者，就像我们，也像你，对吗？弗雷彻先生。”

　　“我想是的。”他要做的是装出害怕并迎合他们，为了逃出这里，他说什么都可以。而埃斯科巴的工作就是安抚坐在椅子上鼻青脸肿的人，使他相信这没什么，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很快就会冰释的，那时就可以放他走了。即使在这死亡之屋里，他们双方都想骗对方。

　　埃斯科巴转向警卫拉蒙，用西班牙语很快地说着什么。弗雷彻的西班牙语不够好，不能完全听懂。但在这小国的首都呆了近5年，不可能一点都听不懂，何况西班牙语并不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埃斯科巴和他那“法兰肯斯坦新娘”无疑都知道这一点。

　　埃斯科巴问弗雷彻的行李是否收拾好了，是否把堂皇酒店的账结了，拉蒙回答是；他还问是否准备了车，停在情报部的大门外，审问结束后送弗雷彻去机场，回答说是，停在附近5月5大街上。

　　埃斯科巴转向弗雷彻问道：“你听懂我问他的话了吗？”他把“听懂”说成了“听中”，弗雷彻又想起埃斯科巴的电视形象，低压，什么低压？我们不要什么臭低压。

　　“我问你是否退了房——尽管现在那房间更像是你的公寓，是吗？还问了在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是否有车送你到机场。”除了谈话这个词不是他刚才用的外，其他都一样。

　　“是——吗？”听起来好像他不敢相信有这么幸运，或者弗雷彻希望达到这种效果。

　　“你将坐第一班三角洲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回迈阿密。”法兰肯斯坦新娘说，没有西班牙口音。“弗雷彻先生，如果你肯合作，回答我们的询问，一旦飞机在美国的土地上着陆，就把护照还给你，在这里，你不会被拘留或伤害。但你要被驱逐出境。这一点我们先要搞清楚，就是踢出去，用你们美国人的话说是扫地出门。”

　　她的英语比埃斯科巴流利。弗雷彻暗笑自己一直误认为她是埃斯科巴的助手，他想，就像你认为自己是记者一样。当然，如果他只是《时代》杂志驻中美洲的记者，他就不会在这个墙上的污迹看起来很像血迹的情报部地下室里了。大约在6个月前，他第一次遇见努内斯，就停止了记者的工作。

　　“我听懂了。”弗雷彻说。

　　埃斯科巴抽出一支烟，用镀金的Zippo打火机点着，打火机的一侧装饰着一颗假红宝石。他问：“你打算帮助我们，回答一些问题，是吗？”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你当然有选择的余地。但我认为你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住了很久，是你自己说的，对吗？”

　　“够久了。”弗雷彻说。他想：应该防止自己相信他们。想相信他们是很正常的，也许想说出实情也是正常的，特别在你被满身焦豆子味的男人扯出你喜爱的餐馆并被饱打一顿后。供出他们想要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一点要记住，在这房间里只有这个想法是对的——他们说的不能信。重要的是手推车上的东西，那布下面的东西，重要的是那还没开口的家伙，当然，还有墙上的污迹。

　　埃斯科巴身子向前倾，面带严肃地问：“你否认在过去14个月里你一直提供某些情报给一个叫托马斯·赫尔拉的人吗？他把情报传给一个叫培德罗·努内斯的共产党暴动者。”

　　“是。”弗雷彻说，“我不否认。”为能继续玩这个猜字游戏——这猜字游戏说来就是“谈话”和“审问”之间的不同，他现在要证明自己说真话并努力解释。在这样的房间里的人好像在世界历史上都曾在政治争论中胜出过。但他没想要这么做。“虽然有点久了，我想有一年半时间。”

　　“抽一根吧，弗雷彻先生。”埃斯科巴打开抽屉拿出一个薄薄的文件夹。

　　“不想抽，谢谢。”

　　“好吧。”当然埃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