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缅因州奥本市迈诺特大道车站下了灰狗大巴，时间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刚过。在经历了超过八十个小时的颠簸之后——期间只有短暂的几次睡眠——我整个人晕晕乎乎。天气很冷。上帝清清嗓子，从阴沉的灰色天空中吐下片片雪花。我已经买了几件牛仔服，还有几件蓝色格子工作衫，换下厨师的白色外套。但这些衣服还不够。我在达拉斯时没想到缅因州的气候，但是我的身体迅速回想起来，开始哆嗦。我第一站去了路易男装店，挑了件合身的内衬羊皮的外套，拿到店员那里。

　　他放下路易斯顿《太阳报》，等着我，我看到自己的照片——是的，从德诺姆联合高中年鉴上找来的照片——出现在头版上。标题是“乔治·安伯森去了哪里？”店员把钱录入收款机，开了张收据。我拍拍自己的照片。“你觉得这个家伙到底怎么了？”

　　店员看着我，耸耸肩。“他不想公开，我不怪他。我很爱我妻子，她如果突然死去，我也不想人们把我的照片放到报纸上，或者把我哭泣的脸放到电视上。你会吗？”

　　“不会，”我说，“我想不会。”

　　“我如果是那家伙，会等到一九七〇年再出来。等强动平息下来。给那件外套配个帽子怎么样？我昨天刚进了一批法兰绒帽子。耳罩又好又厚。”

　　于是我买顶帽子，配新外套。然后我一瘸一拐地走了两个街区，回到汽车站，完好的一只胳膊挥动着手提箱。我有点儿想立刻回到里斯本福尔斯镇，确定兔子洞是否还在那里。但兔子洞如果还在那里，我会立即钻进去，根本无法抵制诱惑。但我在过去的国度待了五年，身上理性的部分明白，我没有准备好接受突如其来的、在我脑海里已经变成未来的全面袭击。我首先需要休息一下。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在孩子哭闹、醉汉喧笑的汽车里打盹。

　　路边停着四五辆出租车。现在已经大雪纷飞。我坐进第一辆出租车，享受加热器吹出的热风。司机转过身，他身材肥胖，扁帽子的徽章上写着“注册出租”。他对我完全陌生，但是我知道，他打开收音机后，会调到波特兰的WJAB电台。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的，肯定是好彩牌香烟。这就是因果轮回。

　　“去哪儿，老板？”

　　我让他把我带到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旅馆在公路边上。

　　“好的。”

　　他打开收音机，奇迹乐队正在唱《米奇的猴子》。

　　“这些现代舞！”他哼了一声，抓起烟，“就知道教孩子们摇来扭去。”

　　“舞蹈就是生命。”我说。

　　2

　　不是上次的那个接待员，但是房间是同一个房间。当然是同一个房间。回声变强了。旧电视机已经被换成新的，但是靠在天线上的同样的标牌上写着：“请勿使用锡箔纸！”信号还是很差。没有新闻，只有电视剧。

　　我关掉电视，在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拉上窗帘，然后脱衣钻进被窝。我除了在睡梦中走进浴室放松膀胱，足足睡了十二个小时。我醒来时，已是午夜，停电了，外面刮着强劲的西北风，一轮明亮的月牙悬在高空。我从衣柜拿出另加的毯子，又睡了五个小时。

　　我再次醒来时，黎明已经点亮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清晰的光影宛如《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照片。四散停着的汽车上已经结霜，我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我试了试电话，以为没人接，但是办公室一位年轻人迅速接了电话，尽管他好像还没完全睡醒。当然，他说，电话没问题。他很乐意帮我叫辆的士，问我想去哪里。

　　里斯本福尔斯镇，我告诉他，美茵大街和老路易斯顿路的拐角。

　　“果品公司？”他问道。

　　我离开太久，一时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电话发出嘀嗒声。“对。肯纳贝克果品公司。”

　　回家了，我告诉自己，上帝保佑我。我回家了。

　　我说错了——回到二〇一一年不是回家，我只会在那里待一小会儿——当然，前提是我能到达那儿。可能只待几分钟。现在约迪才是家。或者说在萨迪到达那儿后会成为家。处女萨迪。长着修长双腿，颀长的秀发，容易绊倒在面前的任何东西上……但在关键时刻，我抱住她。

　　脸上还没有伤疤的萨迪。

　　她就是我的家。

　　3

　　那天早上的出租车司机是位身材结实的妇女，五十来岁，裹一身陈旧的黑皮大衣，戴着红袜棒球队的帽子，没有戴“注册出租”的徽章。我们往左转上一九六号公路，朝里斯本方向而去时，她说：“听新闻了吗？我敢打赌你没听——这一带停电了，对吧？”

　　“什么新闻？”我问，尽管我已经非常肯定：肯尼迪死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事故、心脏病发作还是暗杀，但他肯定死了。过去很执拗，肯尼迪必死无疑。

　　“洛杉矶发生地震了。”她的发音是拉三矶。“有些人已经谣传很多年，说加利福尼亚会沉进大洋，他们的预言好像是对的。”她摇摇头。“我不想说这是因为他们放纵的生活方式——那些电影明星什么的——但好像我是个善良的浸信会教徒，我也不会说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正穿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本季关闭”，招牌上写着，“六四年再见”。

　　“情况有多糟糕？”

　　“他们说有七千人死亡，你听到这样的数字时，就知道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该死的桥梁多半坍塌，高速公路支离破碎，火灾四处蔓延。黑鬼居住区好像被夷为平地。疣区！用这样的名字命名城市片区不是太狗屎了吗？我的意思是，即便是黑鬼住的地方？疣区！嗨！”

　　我没有回答。我想起拉格斯，我九岁住在威斯康星时养的杂种狗。我可以在上学日的早上在后院里陪它玩耍，直到校车到来。我教它坐下、含物、打滚之类的动作，它很爱学——聪明的小狗！我很爱它。

　　校车来了之后，我得关上后院的门，然后跑上车。拉格斯总是躺在厨房的门廊上。妈妈送爸爸到当地的火车站回来时会叫它，喂它吃早餐。我总是记得关上门——至少，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忘过——但是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妈妈告诉我拉格斯死了。它跑到街上，一辆货运卡车将它碾死。妈妈没用嘴巴责备我，但用眼睛责备我。因为她也爱拉格斯。

　　“我像平时一样把它关住。”我流着泪说，或者如我先前所说，我以为我关了。或许因为我平时都关了。那天晚上爸爸和我把它埋在后院。可能不合法，爸爸说，但只有你知我知。

　　那天晚上，我醒着躺了很久很久，想不起自己到底有没有关门，并因此而困扰，为自己可能犯下的错感到恐惧。愧疚感。那种愧疚持续了很久，一年甚至更长。我如果能肯定记得自己关了还是没关门，也许不会内疚那么久。但我想不起来。我关了门，还是没关？我一次又一次回想小狗的最后一个早上，但是，我什么都记不清，除了自己举起牛皮带喊：“叼过来，拉格斯，叼过来！”

　　我在去福尔斯的路上产生了和当年差不多的想法。但我告诉自己，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的确有场地震。这只是我错过的另一起事实——就像刺杀埃德温·沃克事件。正如我对阿尔·坦普尔顿所言，我的专业是英语，不是历史。

　　这站不住脚。这样大的地震如果发生在我走下兔子洞之前生活的美国，我肯定会知道。还有更加严重的灾难——二〇〇四年的印度洋海啸夺去了超过二十万生命——但是七千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比九·一一遇难人数的两倍还多。

　　我然后又问自己，我在达拉斯的行为为什么能影响这位结实的女士声称的发生在洛杉矶的事件？我想到的唯一答案是蝴蝶效应，但是怎么可能如此迅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而且两件事情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联系。

　　但我脑子里还有个声音在低声说：那是你造成的。你导致了拉格斯的死亡，你要么是没关后院门，要么是没有把门关严……这也是你造成的。你和阿尔滔滔不绝地说什么拯救越南成千上万条生命，但这才是你对新的历史的第一个真实的贡献：洛杉矶的七千条人命。

　　这根本不可能。即便……

　　没有不利的方面，阿尔曾经说，事情一旦不顺利，你就收回一切。跟擦去粉笔写的脏话一样容易——

　　“先生？”司机说，“我们到了。”她转头好奇地看着我，“我们已经到这儿快三分钟了。现在逛街还太早。你确定自己要到这里吗？”

　　我只知道自己必须到这里。我按表付费，大方地给了小费（毕竟，这是联邦调查局的钱），祝她开心，然后下车。

　　4

　　里斯本福尔斯跟之前一样臭气熏天，但电力正常。交叉路口的闪光信号灯在西北风中摇曳闪烁。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一片漆黑，前窗还没有苹果、橘子和香蕉，但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摆上。绿色前线门上的标牌上写着“上午十点开门”。几辆汽车行驶在美茵大街上，少许行人急促前行，竖起衣领。街对面，沃伦波毛纺厂正全速运转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