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把车开上一号国道，往南走。我光顾了很多妈妈家庭厨房风格的路边餐馆，这些餐馆的蓝盘特餐包含作为前菜的水果杯，加冰激凌的派是餐后甜点，特餐要价八十美分。我一家快餐店也没见到，除非有二十八种口味、以傻瓜西蒙为标识的霍华德·约翰逊餐馆也能算快餐店。我看到一队童子军在团长的带领下照管一堆秋叶篝火。我看到女人们穿着大衣和套鞋，在阴沉的下午取回洗好的衣服。我看到长长的客运列车，车名叫“南方快车”或“坦帕之星”之类，朝着没有冬天的地域飞驰。我看到老人在城镇广场上吸着烟斗。我看到成千上万的教堂和一片墓地。一堆人，至少有上百个人，围成一圈，站在开放式墓地旁边，齐声唱着《古旧十架》。我看到男人们修建谷仓。我看到人们相互帮助。森利纳的散热器爆了，车在路边抛锚，一辆皮卡停下，两个人下来帮我。那是在弗吉尼亚州，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其中一个人问我是否需要睡觉的地方。我如果告诉你在二〇一一年，这样的事也会发生，那我是在吹牛。

　　还有一件事。我在北卡州一家亨布尔加油站停下来加油，然后走到拐角处上厕所。那儿有两扇门，三个标识。“男”字工整地印在一扇门上，“女”字在另一扇门上。第三个标识是一根带箭头的木棒。箭头指向加油站后面掩映在灌木丛中的斜坡。箭头上面写着“黑人”。我出于好奇，沿着小路走下去，小心翼翼地避开一两团显然是毒葛的绿色和栗色叶子。我真希望爸爸妈妈带孩子经过这里，去往不知有什么设施在等着的斜坡底部时，能够辨认出这些令人讨厌的灌木，因为在五十年代末，多数孩子穿短裤。

　　根本没有什么设施。小路的尽头是一条狭窄的小溪，小溪上面横着一块木板，木板架在几根破裂的混凝土柱子上。内急的男人只需站在岸边，解开拉链，对着河尿。女人可以拉过灌木丛（假没那不是毒葛或者毒橡），蹲下去。木板是大便时用的。哪怕下着滂沱大雨。

　　我先前的描述如果让你觉得一九五八年的一切都跟《安迪秀》 中一样，那么记住这条布满毒葛的小路，好吗？还有小溪上的木板。

　　2

　　我在坦帕以南六十英里的森塞特波因特镇安顿下来。在我见过的最美的海滩（而且几乎空无一人）上租了幢穹顶为半圆形的小屋，八十美元一个月。这片沙滩上有四幢类似的小屋，都同样简易。后来在这个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那种丑陋的暴发户风格的麦克豪宅，我此刻一个也没见着。往南十英里的诺科米斯有家超级市场叫威尼斯购物中心，了无生气。四十一号公路，塔米亚米公路，比乡间小路好不到哪里去。你得慢慢地开车，特别是临近黄昏时，因为短鼻鳄鱼和犰狳喜欢穿越公路。在萨拉索塔和威尼斯之间有水果店、路边摊、几家酒吧和一家叫布莱基的舞厅。过了威尼斯，兄弟，你就只有自己了，至少在到迈尔斯堡之前是如此。

　　我把乔治·安伯森的房地产商角色抛到身后。一九五九年春，美国进入衰退期。在佛罗里达海湾沿岸，所有人都在出售，没人购买，所以乔治·安伯森完全变成了阿尔预想的样子：一个渴望成为作家的男人，有钱的叔叔给他留下的遗产足够他生活，至少够他生活一阵子。

　　我确实写书，不是写一本而是写两本。早上，头脑最清醒时，我写你正在读的东西（要是这东西会被谈到的话）。晚上，我写一本小说，暂时把它命名为《凶杀地》。小说讲的当然是德里，我在书中称之为道森。写这本小说完全是为了装腔作势，我要是跟人交朋友，别人问我在做什么，我可以有东西给他看（我把早上写的手稿放在枕头底下上锁的铁盒里）。后来，我觉得《凶杀地》不仅是我拿来做做样子的，我开始觉得自己写得很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看到它付梓。

　　我早上写一个小时回忆录，晚上写一个小时小说，还有大量空闲时间。我尝试钓鱼，鱼很多，但我不喜欢，放弃了。清晨和日落时分散步很好，但白天出太阳后，户外太热。我成了萨拉索塔一家书店的常客，在诺科米斯和奥斯普里的小图书馆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那多半是快乐的时光）。

　　我翻来覆去地读阿尔关于奥斯瓦尔德的笔记。最后我意识到，我简直像着了魔一般，把笔记本跟我“早上的手稿”一起放到铁盒里。我说过这些笔记详尽无遗，看起来的确如此，但当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乘坐的传送带——引领我渐渐逼近我与年轻刺客生命的交汇地时，我越来越觉得，笔记差强人意，漏洞百出。

　　有时候，我诅咒阿尔逼迫我手忙脚乱地接受这个任务。但我头脑清醒时，意识到我时间充裕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那样事情也许会更糟，阿尔很可能知道这一点。他即使没有自杀，我也只有一两周时间，其间，又有多少本关于导致达拉斯之日的连锁事件的书出版？一百本？三百本？很可能接近一千本。有人同意阿尔的观点，奥斯瓦尔德是一人所为；有人认为他是精心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有人肯定地说他根本没有扣动扳机，如他被捕后的声明一样，他只不过是替罪羊。阿尔自杀后，把学界的所有糟糕之处也带走了：拖沓、失焦，因此永远得不出结论。

　　3

　　我偶尔去坦帕，经过小心探询，认识了一位赌注登记经纪人，此人名叫爱德华多·古铁雷斯。他确信我不是警察后，高兴地接受了赌注。我首先赌在一九五九年篮球锦标赛中，明尼阿波利斯湖人击败凯尔特人，由此建立起菜鸟形象。湖人一场都没赢。我又押四百块，赌冰球斯坦利杯赛中加拿大人队击败枫叶队，结果赢了……但只是把先前输的钱赢了回来。不过是些零钱，兄弟，我的好朋友查兹·弗拉蒂肯定会这样说。

　　我在一九六〇年春天下了一个大注。我赌在肯塔基州备受关注的赛马德比大战中，威尼斯路击败巴利·阿切。古铁雷斯说，我如果押一千美元，他可以给我一赔四，押两千一赔五。我适当犹豫之后，押了两千，赢了一万。他像弗拉蒂一样高兴地付了钱，但眼睛里闪着冷酷的光，不过我对此毫不在乎。

　　古铁雷斯是古巴人，体重不超过一百四十磅，被匪帮赶出了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匪帮那时候由一个叫卡洛斯·马尔切洛的恶棍领头。这些流言我是在古铁雷斯的理发店旁边的台球室听人说的（理发店的密室之中，在黛安娜·多丝一张近乎赤裸的照片底下，开设了一桌显然永远不会散场的牌局）。在台球室里，跟我一起玩九球的家伙凑上前来，看看四周，确认角落的桌子旁只有我们两个之后，低声说：“乔治，你知道人们怎么形容匪帮吗？一旦进去，别想出来。”

　　我本来想请古铁雷斯谈谈他在新奥尔良的经历，但转念一想，觉得过于好奇很不明智，尤其是在我赢了他一大笔钱之后。我要是敢提起这件事——我如果能想到一个貌似合理的由头引起话题——肯定会问古铁雷斯是否认识马尔切洛匪帮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成员，此人之前是位拳师，名叫“杜茨”查尔斯·穆雷。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过去很和谐。杜茨·穆雷的妻子是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的妹妹。也就是说，他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姨父。

　　4

　　一九五九年春季的一天（当地人告诉我，佛罗里达有春天，春天有时长达一个星期），我打开邮箱，发现诺科米斯公共图书馆的一张索书卡。我预定了《醒着的梦》，巴德·舒尔伯格 的新作，书已经到了。我跳进森利纳——不逊于后来著名的阳光海岸——开车去取书。

　　我从图书馆出来，留意到大厅乱糟糟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新海报。明亮的蓝色海报很显眼，上面有个打哆嗦的卡通人，卡通人正看着一支特大的温度计，温度计里面的水银对准零下十度。“有温度（学位） 的问题吗？”海报上的文字说道，“你可能够条件从俄克拉荷马联合大学得到一张邮购文凭！欲知详情，请来函咨询！”

　　俄克拉荷马联合大学听起来比炖鲭鱼更靠不住，但让我有了个想法。我会产生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我厌烦了。奥斯瓦尔德还在海军陆战队，九月份才会退役，他退役后会去苏联。他到苏联后首先会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他没有成功，但他在莫斯科酒店尝试了一次表演性的——很可能是伪造的——自杀行动之后，苏联人让他留在他们的国家。可以说，他得到了“官方批准”。他会在那儿待三十个月左右，在明斯克的一家无线电工厂上班。他会在一次聚会遇见一个名叫玛丽娜·普鲁沙科娃的女孩。穿着红色裙子，白色拖鞋，阿尔在笔记中写道，风姿绰约，一袭舞会装扮。

　　奥斯瓦尔德有艳福了，但我在此期间该做些什么呢？联合大学提供了一个选择。我写信咨询详情，并迅速得到答复。目录兜售一大堆学位。我惊奇地发现，我花三百美元（现金或者汇票），就能拿个英语学士文凭。我只需通过一项仅有五十道选择题的测验。

　　我准备好汇票，默默地跟三百美元吻别，递交了申请。两周之后，我从联合大学收到一个薄薄的马尼拉纸信封。信封里面是两张满是污点的油印纸。测试很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