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第三次穿过员工停车场，没怎么跑。我再一次拍拍我经过的那辆红底白色普利茅斯复仇女神的后备箱。我猜我这是为了祈求好运。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里，我需要很多很多好运气。

　　这一次，我没有进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也不想买衣服或者买车。明天或者后天吧，但今天对来到本镇的陌生人来说是个倒霉日子。很快就会有人在工厂的院子里发现尸体，陌生人会被讯问。乔治·安伯森的身份证明可经不起讯问，他驾照上的地址是蓝鸟街上一栋还没有建起来的房子。

　　我成功地走到停车场外的工厂工人公交车站，窗口写着“路易斯顿快线”的公共汽车正好呼啸着开过来。我上了车，把本来准备给黄卡人的一美元递过去。司机从皮带上的镀铬找零机里敲出一把银币。我丢十五美分进投币箱，穿过摇晃的走道，朝靠后的一个位置走去，坐在两个满脸粉刺的水手后面。他们很可能是从不伦瑞克海军航空基地来的，正在聊他们在冬青树脱衣舞俱乐部邂逅的女孩。他们说话时，不时猛击对方肌肉发达肩膀，发出阵阵大笑。

　　我望着向前延伸的一九六号公路，但几乎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不停想着那个死人。还有他那现在变成黑色的卡。我想尽快拉开与那具会惹麻烦的尸体的距离，但我当时停了片刻，摸了一下那张卡。不是纸板，跟我开始想的一样。也不是塑料。可能是赛璐珞……不过感觉不大像。仿佛是死人的皮肤——从老茧上修掉的那种皮肤。上面没有字，至少我没看见字。

　　阿尔曾经以为黄卡人只是个酒鬼，不幸被酒精和身边的兔子洞逼疯了。卡变成橙色后我才开始质疑这一点。我现在我不是质疑，而是完全不信。他究竟是谁？

　　他现在是死人一个。仅此而已。随他去吧。你有很多事要做。

　　公交经过里斯本路边餐馆时，我猛拉一下停车绳。司机把车停在下一根刷了白漆的电话杆旁。

　　“祝你今天愉快。”司机拉动控制杆，打开车门时，我对他说。

　　“这差事没什么愉快的，除了下班时能喝杯冰啤酒。”他说，点了一根烟。

　　几秒钟以后，我站在砂砾路的路肩上，左手里提着公文包，看着笨重的汽车朝路易斯顿开去，后面拖着一股黑烟。车后有一张广告，一位家庭主妇一只手拿着发亮的罐子，另一只手拿着S.O.S牌神奇百洁布。她长着蓝色的大眼睛，涂了口红，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牙齿。这个女人离悲惨的精神崩溃只有几分钟之遥。

　　天空晴朗无云。蟋蟀在草丛中歌唱。牛儿不知在什么地方发出低吟。柴油的气味被一阵微风吹散，空气变得甜美清新。我朝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走去，这段路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很短的路程。但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有两个人把车停到路边，问我需不需要搭车。我向他们道谢，说我很好。我确实很好。我到达塔马拉克汽车旅馆时，吹起了口哨。

　　一九五八年九月，美国。

　　不管有没有黄卡人，回来的感觉真好。

　　2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待在房间里，无数次读阿尔关于奥斯瓦尔德的笔记。这一次，我特别留意最后两页，这两页笔记的标题是“关于如何处置的结论”。我试着看电视，只有一个台，真荒谬。因此，黄昏降临时，我悠闲地走到汽车影院，花三十美分买了张散客特价票。快餐部前面有几张打开的折叠椅。我买了一袋爆米花，外加一种叫“派氏”、散发出肉桂香味的可口软饮料。我跟其他几名散客一起看了《夏日春情》。多数观众上了年纪，彼此认识，友善地聊着天。《迷魂记》开演时，天气变得寒冷，我没穿夹克。我走回汽车旅馆，酣睡一场。

　　第二天早上，我坐汽车返回里斯本福尔斯镇（我没有乘出租车，我想节省一点，至少目前想这样）。我首先去了快乐白象。天还早，空气还很凉爽，那个垮掉的一代坐在一张破烂的沙发上，读《商船队》 。

　　“嗨，老乡。”他说。

　　“嗨。我猜你卖手提箱？”

　　“噢，我有些存货。不超过两三百个。一直往后走——”

　　“朝右边看。”我说。

　　“对。你来过这儿吗？”

　　“我们都来过这儿，”我说，“这东西可比职业橄榄球大多了。”

　　他笑了。“很好，杰克逊。尽管挑吧。”

　　我选了同样的皮质手提箱。然后我穿过街道，再次买下森利纳。这一次，我还价还得更厉害，花三百块买下了车。我们讨价还价一番之后，比尔·泰特斯叫我去他女儿那儿。

　　“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她说。

　　“老家是威斯康星的，但我要在这儿待很长时间。做生意。”

　　“我猜你昨天不在福尔斯镇吧？”我说我不在，她吹爆泡泡糖，“那你错过了精彩的一幕。他们发现一个老酒鬼死在工厂的烘干房外面，”她放低声音，“自杀。用一片玻璃割断自己的喉咙。你能想象吗？”

　　“太可怕了。”我说，把买森利纳的凭证塞进钱包。我用车钥匙敲打着手掌。“死者是本地人吗？”

　　“不知道，没有证件。他很可能是坐着闷罐车从县里来这儿的，爸爸是这么说的。可能是要去洛克堡干挑选苹果的活儿。卡迪先生——绿色前线酒吧的店员——告诉爸爸，那家伙昨天早上走进酒吧，想买一品脱酒，但他喝醉了，一身酒味，所以卡迪先生把他轰了出去。之后，他肯定跑到工厂的院子里，又喝酒。他喝完酒之后，把瓶子摔碎，用一片玻璃割断自己的喉咙，”她又问，“你能想象吗？”

　　我没有理发，没有去银行，但又一次在梅森男装店买了衣服。

　　“你肯定喜欢那种蓝色图案，”店员说，把衬衫放在一大堆衣服上面，“跟你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一样。”

　　实际上，这件就是我在这儿买的，但我没有说。不然我们两个都会陷入困惑。

　　3

　　那个星期四下午，我开车上了“每分钟一英里公路”。我这次到德里后不用买帽子了，因为我在梅森店购物时，已经买了一顶漂亮的夏日草帽。我在德里宾馆登记，在餐厅吃饭，然后去酒吧，从弗雷德·图米那里点了一杯啤酒。我这回没打算跟他聊天。

　　第二天，我在哈里斯大街租下先前租的公寓。飞机降落不仅没有吵得我睡不着，反而助我入眠。第三天，我去梅琴体育用品商店。我告诉店员，我想买把手枪，因为我干的是房地产生意，诸如此类。店员拿出我的点三八警用手枪，再次告诉我，这是防身首选。我买下它，将它装进公文包。我想走出堪萨斯街，走到野餐区域，看看住在沟里的里奇和住在堤上的贝维排练舞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想他们。我真希望自己在二〇一一年短暂停留期间查阅过十一月下旬的《每日新闻》；我本可以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达人秀”中胜出。

　　我养成习惯，每天傍晚去点灯人酒吧喝一杯啤酒，在酒吧渐渐坐满人之前就去。我有时点油炸小龙虾。我从没在那儿见到弗兰克·邓宁，也不想见到他。我经常光顾这里是有原因的。如果一切顺利，我很快就会去得克萨斯，我想在去之前积攒点个人财富。我跟酒吧男招待杰夫成了朋友。九月末的一个晚上，他聊到了我期待已久的话题。

　　“你看好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里的哪一队，乔治？”

　　“当然是扬基队。”我说。

　　“你真这么想？你可是威斯康星人。”

　　“对家乡的自豪感跟这个可没关系。纽约扬基队今年肯定赢。”

　　“不可能。他们的投手老了。防守漏洞百出。曼托 的腿受了伤。布朗克斯轰炸机的时代结束了。密尔沃基可能会大获全胜。”

　　我笑了。“你有几点说得很好，杰夫，我看得出你有点眼光，但老实说——你跟新英格兰所有人一样讨厌扬基队，这影响了你的洞察力。”

　　“你敢按你的想法押点钱吗？”

　　“当然。五美元。我不想从工资奴隶手上赢太多。怎么样？”

　　“一言为定。”我们握手。

　　“行，”我说，“那我们就说好了，既然聊到棒球和赌博——这可是美国人最大的两样消遣——你能不能告诉我，镇上哪里有可以认真赌一把的地方。说得文雅点，我想下个大点的赌注。再给我来杯啤酒，给你自己也来一杯。”

　　我“大点的赌注”时，用的是缅因州语调。他笑了，倒了几杯纳拉干族（我学着将其称作难闻干族；人入了乡，就得尽量随俗）。

　　我们碰了杯，杰夫问我认真赌一把是什么意思。我假装考虑一下，然后告诉他。

　　“五百美元？押扬基队？勇士队可是有斯潘 和伯德特 呀。更不要说汉克·阿伦 和稳健的埃迪·马修斯 了。你真是疯了。”

　　“或许疯了，或许没疯。十月一日开始，对吧？德里有没有人愿意赌这么大？”

　　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吗？不知道。我可没那么有先见之明。我惊讶吗？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