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该怎么讲述我在德里的七周生活呢？又该怎么描述我对它的那种憎畏交织的感觉？

　　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它有秘密（它的确有秘密），也不是因为这儿发生过残忍的犯罪，今后还可能发生犯罪。“一切都结束了。”名叫贝弗利的女孩说。名叫里奇的男孩表示同意，我开始也这么认为……但我相信这座中心下沉的古怪城市一直阴云未散。

　　我憎恨德里是因为一种逼近的挫败感，以及身陷弹性墙壁监狱的那种幻觉。我要是离开，监狱不会阻拦（还会乐意放开我！），但我要是留下，它就会朝我挤得更紧，直到我无法呼吸。糟糕的是，我无法选择离开，因为我已经看到哈里变跛之前的样子，看到他真挚而略显迷人的笑容。看到他变成“蟾蜍哈里，跳着过大街”之前的样子。

　　我还看到了他妹妹。现在，她不止是满怀悲痛的作文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没有表情、喜欢摘花插到瓶里的小女孩。我有时醒着躺在床上，会想象她打算怎么装扮成公主，玩“不给糖就捣蛋”。我除非采取行动，否则那一幕永远都不会出现。她经过漫长而无谓的挣扎之后，等待着她的仍是死亡。死亡也等待着她的妈妈，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死亡同样等待着特洛伊，等待着又名图加的阿瑟。

　　我要是任由一切发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保持自尊。所以我留下了，但留下绝非易事。我每次想到得在达拉斯再次经历身处弹性监狱的感觉，就不敢再想下去。至少，我告诉自己，达拉斯和德里不一样。世上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德里。

　　我到底该怎么形容我在德里时的感觉呢？

　　我在教师生涯中极力推崇简单的思想。小说也好，非小说也罢，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发生了什么事？”读者问。“事情是这样的，”作者回答，“这样……这样……然后这样。”让一切都简单点儿。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会尽量简约，但你必须时刻记住，在德里，事实只是一湖深水上的一层薄冰。但是，还是那句话：

　　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这样……然后这样。

　　2

　　星期五，我在德里的第二天，我去了中心市场。我是下午五点去的，因为我认为这地方下午五点最忙——毕竟，星期五是发薪日，对很多人来说（我指的是太太们，一九五八年的生活规则之一是男人不买日用品），也是购物日。逛街的人多，我很容易混迹其中。我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专门去W.T.格兰特那儿买了卡其布裤子和蓝色工作衫。我想起“沉睡的银元”酒吧门外没穿背带裤的人和他的伙计们，还买了一双狼獾皮工作靴。在去市场的路上，我不停用鞋尖踢路边的石头，直到工作靴脚趾的位置磨坏了。

　　市场跟我想的一样繁忙，三台收银机前都排着长队，走道里满是推着购物车的女人。仅有的几个男人只提着篮子，因此我也拿了个篮子。我拿一袋苹果放进篮子里（苹果好便宜），一袋橘子（差不多跟二〇一一年一样贵）。脚下涂了油的木地板吱吱作响。

　　邓宁先生到底在中心市场里干什么？住在堤上的贝维没有说。他不是经理；我朝农产品区旁边的玻璃亭里看了一眼，看到一位白发绅士，他能当埃伦·邓宁的爷爷，而不是爸爸。而且桌上的标牌写着“柯里先生”。

　　我沿着商店后部走，经过奶制品货架时（广告牌上写着“你尝过‘酸奶’吗？如果没有，你尝了会喜欢的”，让我感到很滑稽），突然听到笑声。女人的笑声。清晰可辨、“噢，你这个流氓”的那种笑声。我走向远处的走道，看到一群妇女（跟肯纳贝克水果店里女人的穿着大体一样）围着鲜肉柜台。一块手工制作的木牌上写着“鲜宰”，标牌悬挂在镀铬链子上。“包切包剁”几个字底下写着“弗兰克·邓宁，首席屠夫”。

　　有时，生活中出现的巧合，连小说作家都不敢复制。

　　逗女人们发笑的正是弗兰克·邓宁。跟选读我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英语课程的门卫相似得几乎让我震惊。他简直就是哈里的翻版，不过他的头发几乎黝黑，而非几乎完全灰白。还有，甜蜜而略带困惑的笑容变成了轻浮得让人眼花缭乱的荡笑。难怪女人们都很激动。住在堤上的贝维都觉得他很棒，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呢？她或许只有十二三岁，但也是个女的，而弗兰克·邓宁是个有魅力的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德里的女人们拿着丈夫的工资支票来市中心的市场，而不去更便宜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商场，肯定是有原因的，而原因之一就在这儿。邓宁先生仪表堂堂，穿着时髦而干净的白色衣服（袖口沾着点血迹，他毕竟是个屠夫），戴着时髦的白色帽子，那帽子看上去既像厨师的帽子，又像艺术家的贝雷帽。帽子直扣到一条眉毛上方。天哪，简直就是时尚达人。

　　总而言之，弗兰克·邓宁先生粉红色的脸颊刮得干净，黑色头发理得整洁无瑕，简直就是上帝赐给小女人们的礼物。

　　我缓步朝他走去，他从放在秤边的线轴上抽下一截细绳，扎住一包肉，挥舞着黑笔在上面写下价格。他把肉递给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女人。女人穿着便服，衣服上绽放着硕大的粉色玫瑰，长筒尼龙丝袜起皱了，脸上带着女孩的红晕。

　　“这是你的，莱韦斯克太太，一磅德国大红肠，切成薄片。”他亲密地俯身靠向柜台，近到莱韦斯克太太（包括其他女人）能闻到他科隆香水令人神魂颠倒的香气。是不是阿卡瓦·维百、弗雷德·图米使用的牌子？我想不是。我觉得弗兰克·邓宁这样让人神魂颠倒的家伙会用更贵的牌子。“你知道德国大红肠有什么问题吗？”

　　“不知道。”她说，有点拖着腔调，听起来是“不知道噢”。其他女人吃吃地笑了。

　　邓宁随意地瞄了我一眼，没有产生一点兴趣。他的目光回到莱韦斯克太太身上时，再次闪现出他独有的光芒。

　　“你吃完大红肠一个小时，就会渴望力量。”

　　我不确定女人们是否都听懂了，但她们都赞赏地尖叫起来。邓宁送莱韦斯克太太欢欢喜喜地回去了。我走到听不清他说话的地方时，他把注意力转向鲍威太太。我敢肯定，鲍威太太对此十分高兴。

　　“他是个好人。总是有说有笑的。”

　　但是，这个好人有双冷酷的眼睛。他跟迷人的女伴们眉来眼去时，眼睛是蓝色的。但他把目光投向我时——尽管短暂——我敢发誓，他的眼睛变成了灰色，天快下雪时水面的颜色。

　　3

　　市场下午六点关门，我带着买来的几样东西离开时，时间是五点二十。威彻姆街上有家“你的午餐”餐厅，就在拐角上。我点了一个汉堡、一杯可乐和一块巧克力派。巧克力派很棒——货真价实的巧克力，货真价实的奶油。跟弗兰克·阿尼塞的根汁汽水一样棒。我尽情闲荡，漫步朝运河走去，来到一处有长凳的地方。视线——狭窄但还算充分——还能看到中心市场。我吃得很饱，不过还是吃了一个橘子，把一片片的橘子皮扔到水泥筑堤上，看着水把它们冲走。

　　到了六点，市场巨大前窗里的灯熄灭了。六点一刻，最后一拨女客走出来，拎着大包小袋，爬上阿普梅尔丘，或是聚拢在刷有白色条纹的电话杆旁。一辆标着“一元迂回线路”的公共汽车到达，将她们带走了。六点四十五，市场员工开始离开。最后离开的两个是柯里先生和邓宁。他们握了手，然后分开。柯里走入市场和鞋店之间的小巷，很可能是去开车，邓宁则走向公交车站。

　　当时，只有另外两个人在那里，因此我不想走过去。幸好德里低区是单向交通，我也不必过去。我走到另一根白漆电话杆旁等车，这一根靠近河滨影院（正在上映的两部影片是《机关枪凯利》和《感化院女孩》，屋顶凸出的招牌上写着“打斗激烈”），一群上班族谈论着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我可以跟他们聊很多，但没有开口。

　　一辆城市客车开过来，停在中心市场对面。邓宁上了车。车沿着马路向坡下开，在电影院站停下来。我跟在工人们后面，这样就能看见他们投多少钱进投币箱，投币箱固定在驾驶座旁的杆子上。我感觉自己像是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试图化装成地球人。有点愚蠢——我想乘城市客车，而不是用致命光线烧毁白宫——但我改变不了这种感觉。

　　在我前面上车的家伙迅速刷了一下淡黄色的公交卡，黄卡人这时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其他人向投币箱里扔进十五美分，箱子里发出滴答叮当的声响。我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不过我花的时间更久，因为我的硬币粘在出汗的手心里。我感觉所有眼睛都在盯着我，但我一抬头，大家要么在读报纸，要么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车厢内弥漫着蓝灰色的烟雾。

　　弗兰克·邓宁站在右边靠中间的位置，穿着剪裁讲究的灰色裤子、白色衬衫和深蓝色领带，衣装整洁。我从他身旁经过，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坐下时，他正忙着点烟，没有看我。汽车在低区迂回的单向街道上吱吱嘎嘎地开着，然后开上威彻姆的阿普梅尔丘。汽车到了西区住宅区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