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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上次那样，沿着烘干房边上走。我像上次那样，蹲着穿过挂着“禁止通行”标牌的铁链。我像上次那样，绕过巨大的绿色立方体建筑一角。突然，有东西撞到我。从身高与体重的比例来看，我不算重。但身上还有点儿肉。“再大的风也吹不走你。”我爸爸以前常这样说我。然而黄卡人还是差点把我撞倒。我仿佛遭到黑色外套下藏着的一群拍着翅膀的鸟儿的攻击。他在吼，我大吃一惊，没听见他在吼什么。我并不害怕，确切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害怕。

　　我用力一推，他踉跄着撞向烘干房，外套绊在腿上。他的后脑勺撞到金属，“砰”的一声，脏兮兮的软呢帽掉在地上。他随即倒下，不是跌倒，而是顺势倒下。我的心一阵狂跳，继而觉得很对不住他。他捡起帽子，用一只脏手掸灰时，我更加内疚了。帽子再也不会变干净了，而且，他本人很可能也将如此。

　　“没事吧？”我问道。我弯腰扶他的肩膀，帮他起来时，他用力推开我，沿着烘干房边上迅速向后躲。可以说，他看上去像只跛腿蜘蛛。当然，这只是我对他的感觉。他的真实形象是酒鬼，因为没喝酒脑袋耷拉着。他跟阿尔·坦普尔顿一样，在死亡线上挣扎。五十多年前，美国还没有慈善收容所或疗养院收留他这样的人。他如果当过兵，退伍军人管理局可能会收留他，但谁会把他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呢？很可能没人会这么做。也许有人（比如工厂的工头）会叫警察来把他抓走。警察会把他丢进醉汉拘留所，关上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他如果没有因为震颤性精神错乱引发的抽搐死在拘留所里，他们就会放了他。如此周而复始。我发现自己希望前妻在这儿——她能找个匿名戒酒会收留黄卡人——可是克里斯蒂要在二十一年以后才出生呢。

　　我把公文包夹在两脚之间，伸出手给他看我手上什么都没有。但他沿着烘干房的边墙迅速退到更远的地方。他的短胡楂上黏着口水。我四处张望一下，确认我们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工厂的这块地方只有我们两个。我再次试图和解。“我推你，只是因为我被你吓到了。”

　　“你他妈的是谁？”他问，声音跨越五个八度音域。我如果上次来时没听到过他的问题，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发音相同，但音调是不是变了？我不太确定，但觉得是这样。他不会伤害你，但他跟别人不一样，阿尔曾经说过，他好像知道点什么。阿尔认为这是因为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八分，他碰巧在兔子洞附近晒太阳，很容易受到兔子洞的影响。就像你在电视机边上使用混合器会对电视屏幕产生静电干扰那样。很可能是这样。也可能只是因为他是个醉鬼。

　　“不是什么要人，”我用最令人放心的语气说道，“是个跟你完全没有牵连的人。我叫乔治。你叫什么？”

　　“混蛋！”他厉声说道，跑到离我更远的地方。这两个字若是他的名字，那他倒真是不同寻常。“你不该来这儿！”

　　“别急，我就走。”我说着拿起公文包，以示诚意。他将瘦削的肩膀耸到耳际，好像等着我用公文包砸他。他像条经常挨打的狗，只是挨打，没遇到过什么好事。“没事了，没事了。好吗？”

　　“滚出去，混蛋！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别惹我！”

　　“放心好了。”我正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残留的肾上腺素跟同情——或者说恼怒，混在一起。我回家发现克里斯蒂虽然答应改邪归正永远戒酒，但又酩酊大醉时，产生过同样的恼怒。这些情绪，加上夏末中午时分的炎热，让我胃里一阵翻涌。这可不是一场救援行动的好开场。

　　我想到肯纳贝克果品公司，想到根汁汽水的美妙味道；我似乎看到老弗兰克·阿尼塞拿出杯子时冰冻柜里冒出的冷气。而且，那里真凉快。我朝那个方向走去，新公文包（边缘被故意做旧了）在膝盖边上蹭来蹭去。

　　“喂，喂！你，转过脸来！”

　　我转过身。那酒鬼撑着烘干房外墙，挣扎着站起来。他已经把帽子掸干净，护在怀里。他在怀里摸索了半天。“我从绿色前线得到一张黄卡，混蛋，给我一美元。今天双倍付费。”

　　我们又搭上话了，我真欣慰。不过，我尽量不靠他太近。我不想再吓到他，或者引起另一轮攻击。我在离他六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伸出手。阿尔给我的硬币在掌心闪着光。“没有一美元，只有半美元。”

　　他左手拿着帽子犹豫片刻。“别指望我会答应你。”

　　“是很有诱惑力，但我能抵制诱惑。”

　　“嗯？”他的视线从五角硬币转向我的脸，然后又转向硬币。他举起右手擦去下巴上的口水，我又看到了他身上与上次不同的地方。不是什么大事，但让我怀疑起阿尔断言的可靠性——他认为每次回来都是一次重置。

　　“我不管你收不收，可你得快点拿主意，”我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一把抓过硬币，又退回烘干房边上。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污浊不清。口水又流到下巴上。世界上真没有什么东西有酒精这样的魔力；我想不通为什么占边波本威士忌、施格兰金酒、迈克硬柠檬水不用酒鬼当代言人，在杂志上做广告。比如：尽享占边，人生无限。

　　“你是谁？在这儿干什么？”

　　“我想我在工作。听着，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过匿名戒酒会，治治这毛——”

　　“滚蛋，吉姆拉！”

　　我不知道吉姆拉是什么，但“滚蛋”这两个字响亮而清晰。我朝工厂大门走去，希望他会追过来问更多问题。我上次来的时候，他没有追过来。但这次见面显然跟上次不一样。

　　因为他不是黄卡人。他举起手擦下巴时，手里握着的卡不是黄色的。

　　这张卡片也脏兮兮的，但能看出它是艳橙色。

　　2

　　我穿过工厂的停车场，再次拍拍红底白色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老爷车后备厢，祈求好运。我需要很多很多好运。我穿过铁轨，再次听到火车“呜——刹”的声音。但声音听起来比上次离我远一些，因为我这次跟黄卡人——不对，是橙卡人——打交道的时间久一些。工厂废气发出的恶臭跟上次一样，同一辆城际公共汽车呼啸而过。我这次晚了一点，所以没能看到线路标牌，但我记得标牌上写着“路易斯顿快线”。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题：阿尔看过这辆载着同一批乘客的巴士多少次？

　　我急忙穿过街道，尽可能躲避蓝色的车尾气。山区乡村摇滚乐叛逆少年站在店门外。我脑子突然一个闪念，我要是抢先用他的问候语跟他打招呼，他会怎么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跟吓到烘干房边上的酒鬼一样不厚道；你抢走属于孩子的秘密语言，他们还剩下些什么呢。这孩子回家又玩Xbox游戏机。所以，我只是冲他点点头。

　　他点头回敬。“嗨，帅哥。”

　　我走进店里。铃叮当作响。我经过打折连环画册，径直走向弗兰克·阿尼塞身旁的冷饮柜。“朋友，今天想喝点什么？”

　　我被难住了，因为他上次不是这样问的。我想起来了，我上次从架子上拿了一份报纸。我这次没这样干。我每次造访一九五八年，可能都会将里程表清零（除了黄卡人）。但我如果一开始就改变某件事情，所有事情就都随之改变了。这种想法让我惊恐又如释重负。

　　“来点根汁汽水。”我说。

　　“好嘞，按老规矩，五分的还是十分的？”

　　“我想就十分的吧。”

　　“好嘞，你选对了。”

　　他取出冷冻柜里的冰酒杯。他用木勺柄将龙头上的泡沫刮掉，倒满杯子，放在柜台上。一切都跟上次一样。

　　“十美分，再加一美分给州长。”

　　我递给他阿尔的一张旧钞票，弗兰克一点零找零时，我扭头看到我刚才见到的黄卡人站在“绿色前线”门口左摇右晃。他让我想起一场老电影里的印度教托钵僧，那个老僧吹着喇叭哄逗柳条筐里的眼镜蛇。小弗兰克·阿尼塞从人行道上走来，时间分秒不差。

　　我转过身，品着根汁汽水，赞赏道：“真是惬意！”

　　“是啊，大热天来杯冰汽水，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了。你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威斯康星人，”我伸出手，“乔治·安伯森。”

　　他跟我握手时，门上方的铃铛响了。“弗兰克·阿尼塞，我儿子。小弗兰克，弗兰基，这位是来自威斯康星的安伯森先生。”

　　“你好，先生！”他微笑着朝我点头，然后转向爸爸。“泰特斯已经把卡车运到升降间了，说五点能准备好。”

　　“好，好的。”我等着看阿尼塞一点零点烟，他没有让我失望。他吸了一口烟，转过身来。“你是来这里做生意还是旅游？”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但不是因为我被难住了。我惊讶于这个情景一直偏离，此刻终于回到上次的脚本上。但阿尼塞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不管是来旅游还是做生意，来得都正是时候。大部分游客夏天都走了，我们这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