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伯纳德一直呆在克罗兹堡区的公寓里，没有出去。他躺在小卧室里的沙发上，面色阴郁，只管盯着电视，一言不发。君特的一位医生朋友前来为他那条受伤的腿作了检查。虽然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但他还是建议伯纳德在伦敦拍个X光片。临近中午时，我出去溜达了一会儿。街道上一片狼藉，脚下到处是啤酒罐和摔碎的瓶子，热狗摊位周围扔满了沾着芥末酱和番茄酱的纸餐巾。下午，趁伯纳德在睡觉，我读了些报纸，并把我们前一天的对话记录了下来。到了晚上他还是不想说话，于是我又出去逛了一圈，还在本地的一家小酒吧里喝了点啤酒。节日的庆典又开始了，但我已经看得够多了。一个小时内，我回到了公寓。十点半时，我们俩都睡着了。
伯纳德第二天早上飞往伦敦的航班，比我途经法兰克福 和巴黎飞往蒙彼利埃 的航班只早一个小时。我已经安排了詹妮的一个弟弟去希思罗机场接他。伯纳德显得精神了一些。他撑着一根借来的拐杖（它看上去十分适合他），蹒跚着穿过泰格尔机场 的候机楼大厅，用拐杖招呼来一个机场工作人员，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预订过的轮椅。对方向他保证，轮椅会在机场登机口那里等候他。
当我们朝登机口方向走去时，我说：“伯纳德，我想问你一些关于琼的狗的事——”
他打断了我的话。“关于那段生活和那个时代？那我就告诉你，你大可以把那些有关‘与邪恶相遇’的胡说八道统统忘掉。全是些宗教的套话。不过，你要知道，是我告诉她丘吉尔的黑狗的故事的。你还记得吗？他时常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便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我想他是从塞缪尔·约翰逊的书里找到这句措辞的。所以琼的观点是，如果一条狗代表了个人的抑郁，那么两条狗就是一种文化的抑郁，对文明而言，这是最为可怕的心态。说真的，这主意不坏。我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在查理检查站时我想起了它。你知道，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的那面红旗引起的。我想他们甚至根本就没看见那面旗。他们当时喊的话你听到了吗？”
“Ausländer ''raus.”
“外国佬滚出去。柏林墙倒了，大家都在街上载歌载舞，可迟早……”
我们已经到了登机口。一个穿着镶缀着饰带的制服的男人把轮椅推到伯纳德的身后，伯纳德叹了口气，坐进了轮椅里。
“但那不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我说。“我昨天在看自己以前留下的笔记。我上一次见到琼的时候，她要我问你，关于那两条狗，圣莫里斯-纳瓦塞勒的村长都说了些什么，那天下午你们正在小餐馆里吃午饭……”
“椴树旅舍？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村长的故事根本就是假的。或者至少我们没法知道这一点。但是琼选择相信了它，因为它非常符合她的理论。一个歪曲事实来迎合主观意愿的绝好例子。”
我把伯纳德的包递给乘务员，他把包放到轮椅后面装好，然后站起身来，将手放在推轮椅的位置上，等待我们结束谈话。伯纳德朝后靠过身去，把拐杖横放在大腿上。我的岳父居然能对他现在的衰弱状态泰然处之，这让我感到困惑不安。
“可是伯纳德，”我问，“那个故事是什么？他说那些狗是被训练用来干什么的？”
伯纳德摇了摇头。“下次再说吧。亲爱的孩子，谢谢你能过来陪我。”然后他举起橡皮头的拐杖，一是向我致意，另外也是给乘务员一个信号。乘务员简单地向我点了点头，就推着他的乘客离开了。
我的心里非常焦躁不安，所以没利用好那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我在一家酒吧外徘徊，犹豫着要不要再来最后一杯咖啡，享用最后一样德国食品。我在书店里四处浏览，最终却连一份报纸也没买，因为在前一天里，我已经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们都翻了个遍。我还有二十分钟时间，够我在候机楼里再慢慢溜达上一圈的。通常，当我在一座外国机场里等候转机，而且目的地不是英国的时候，我会抬头去浏览航班指示牌，看看那些飞往伦敦的航班，来调整一下家、詹妮和家人在我心中留下的如潮水般的思念之情。我注意到，现在指示牌上只有一趟航班的信息——在国际航班地图上，柏林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荒僻角落——这时，我对我妻子最早的一段记忆，被伯纳德刚才所说的一些东西唤醒了。
1981年10月，受波兰政府邀请，我作为一名非政府组织文化代表团的成员来到了波兰。那时我在一家小有名气的地方剧团里担任主管。同行者中还有一位小说家、一名文化艺术记者、一位翻译和两三位文化官员。詹妮·崔曼是代表团里唯一的女性，她是一家地点设在巴黎、资金来自布鲁塞尔的机构派来的代表。由于她人长得漂亮，态度又显得相当尖刻，这使得她招来了其他一些人的敌意，尤其是那位小说家：一位迷人的女子竟对他的盛名无动于衷，这激起了他的愤怒。于是他便邀记者和一位官员下了笔赌注，看谁能第一个“采下”她这朵鲜花。大意就是，这位肤色白皙、点点雀斑、眼眸碧绿、红发稠密的崔曼小姐，还有她那随身携带的记事簿和一口流利的法语，必须让她安分守己。在正式访问中那无可回避的乏味时光里，我们经常坐在宾馆的酒吧里喝酒，小声地嘀咕。这样做的效果很糟。即使只是和这位女子（很快我就发现，她那凌厉的作风不过是为了掩饰她的紧张）打个招呼，交换只言片语，也会招致其他人在背地里互碰臂肘，眨眼示意，事后还问我是不是也“加入了竞赛”。
更让我恼火的是，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我加入了。抵达华沙后没几天，我就被击倒了，害起了相思病，陷入了一种老套而无可救药的境地，而这对愉快的小说家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则是一种滑稽可笑的并发症。每天吃早餐时，第一眼看到她穿过宾馆餐厅朝我们的餐桌走来，总会让我感到一阵痛苦的胸闷，胃里变得空荡荡的，感觉直往下坠。这样一来，当她来到餐桌前时，我既不能装作没看见她，也不能若无其事地向她问好，否则会把我的真情实感暴露出来。餐桌上煮老的鸡蛋和黑面包我一直没有碰过。
在这里，我根本没有机会能和她单独聊聊。我们整天陪着那些编辑、翻译、记者、政府官员和团结工会 的成员们坐在会议室和演讲厅里，因为当时团结工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好时机，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仅仅在几个星期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就会将其取缔。谈话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波兰。它时刻萦绕在我们身边，不停地挤压着我们的头脑，伴随我们从一处昏暗脏乱、烟雾缭绕的房间来到另一处房间里。什么是波兰？什么是团结工会？民主能繁荣吗？会延续下去吗？俄国人会不会入侵？波兰属于欧洲吗？农民们怎么办？等待食品救济的队伍日益延长。政府归咎于团结工会，而其他人则归咎于政府。民众在大街上示威游行，防暴警察 用警棍将他们驱散，大学生占领了学校，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在通宵议论。以前我对波兰的局势从未考虑太多，可在一个星期内，就像其他所有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波兰人）一样，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波兰问题专家，即使没有给出什么解决方案，但至少也提出了许多方向正确的问题。我自己的政治见解被搅得一团糟。这些令我本能地感到钦佩的波兰人促使我去拥护我正好最不信任的那群西方政客。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把反共言论和那些古怪的右派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而现在，这些言论都可以被人轻松地接受，因为在这里，共产主义形成了一张特权、腐败和合法暴力的巨大网络，成了一种精神疾病，制造了一连串滑稽可笑、子虚乌有的谎言，而且最为人所共知的是：它已经沦为了外国势力占领统治的工具。
在每处集合地点，在距我几张座椅外的某个地方，我都能看见詹妮·崔曼。我的咽喉作痛，双眼被通风不畅的房间里缭绕的烟雾熏得难受，整晚的熬夜和每日的宿醉令我头晕恶心。我患了一场重感冒，还总是找不着纸巾擤鼻子，高烧一直不退。在去参加一个有关波兰剧院行业的会议的途中，我难受地对着阴沟吐了出来，而附近排在领取面包的队伍里的妇女们还以为我是个醉鬼，纷纷对我投以厌恶的目光。我的感冒发烧、欢喜得意和折磨苦恼，与波兰、詹妮还有那个洋洋自得、愤世嫉俗的小说家以及他的死党们密不可分。这帮人令我鄙夷，而他们还热衷于将我当成一伙人，把在他们看来我在当天的竞赛中所处的位置揭个底朝天，在一旁煽风点火。
来到波兰后的第二周刚刚开始，詹妮就让我大吃一惊：她请我陪她前往一百英里以外的卢布林 。她想参观一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帮她的一位正在著书的朋友拍些照片。三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电视台研究员的时候，我曾经去过贝尔森 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战后辟设纪念馆。">，并发誓再也不去第二个集中营了。第一次参观是一种必要的教育，第二次再去就成病态了。而现在，这位如幽灵般苍白的女子正在邀请我故地重游。那时我们刚吃完早饭，正站在我的房间外面。当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