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后，在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六点三十分，我醒来时，发现詹妮正睡在我的身旁。她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呆了十天，直到昨天深夜才回来。我们翻过身，迷迷糊糊地抱在一起。小别后的重聚胜似新婚呐。她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一个人习惯独自入睡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她合着眼，嘴角浮出一丝浅笑，一边把脸贴在我的锁骨下方——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那里已经自然地契合了她的脸形。我们至多还有一个小时（很可能不到一个小时呢），孩子们就会醒来，并发现她回家了——对此他们一定会更加激动不已，因为我曾担心詹妮可能赶不上最后一趟航班，便没有明确地告诉他们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的手向下游走，揉捏着她的丰臀。她的手轻抚过我的小腹。我摸索着她小指末端那熟悉的凸起，那里曾有一根畸形的六指，不过在她出生后不久就被切除了。她的手指头，用她母亲的话来说，就和昆虫的腿一样多。几分钟后（或许中途我们还打了会儿盹），我们便开始了甜蜜的交欢，这是婚姻生活的特权与妥协。

　　我们正在肉体急切的愉悦中逐渐清醒，一起更加激烈地用力扭动，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我们本应该记着把线拔掉的。我们对视了一眼。在沉默中，我们达成了一致：现在时间还早，这么早打来的电话应该不同寻常，可能是紧急情况。

　　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是莎莉。她以前曾经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过两次，但家庭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我们没法留下她。几年前，在二十一岁时，她嫁了一个男人，他给她留下的是虐待的创伤和一个孩子。两年后，由于莎莉的性情过于激烈暴躁，不适合抚养她的小男孩，结果她的孩子被别人领养了。多年来她终于克服了酗酒的恶习，但却又陷进了另一段悲惨可怕的婚姻。现在，她住在曼彻斯特的一家青年旅社里。她的母亲琼已经过世了，莎莉只有从我们身上寻求亲情和支持。她从没向我们要过钱。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她那不幸的生活负责。这个念头挥之不去。

　　詹妮正仰面躺着，于是我就倾身去接电话。但来电话的不是莎莉，而是伯纳德，一句话都已经说完一半了。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叽里呱啦地叫唤。我能听到他身后有人正在兴奋地评论着什么，但随即被一声警笛打断了。我试着插嘴，喊着他的名字。他说的第一句我能听清的话是：“杰里米，你在听吗？你还在那里吗？”

　　我感到自己朝他女儿的怀里一缩。开口时我保持着理智的口吻。“伯纳德，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重新来，慢慢说。”

　　詹妮向我做着手势，示意要从我手上接过话筒。但这时伯纳德又开始了。我摇了摇头，双眼盯住枕头。

　　“把收音机打开，亲爱的孩子。或者开电视，那样更好。他们正在蜂拥通过。你绝不会相信的……”

　　“伯纳德，是谁正在通过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他们正在把柏林墙推倒！真叫人难以置信，但我现在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东柏林人正在通过……”

　　我的第一个自私的反应是：他现在没什么要我立即去做的。我没必要现在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做些有用的事。我向伯纳德允诺自己会再打给他，然后挂上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詹妮。

　　“太不可思议了。”

　　“太难以置信了。”

　　我们尽量不去理会这条新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还不属于外面的世界，不属于那个人们穿戴整齐、奋力拼搏的群体。一个重要的原则受到了威胁，那就是：我们的私人生活至高无上。于是，我们继续刚才被打断的甜蜜进程。然而，咒语已经被打破了。在卧室里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我们可以想象，欢呼雀跃的人群正在汹涌而过。我们的心都飘到了别处。

　　最后，还是詹妮开口了：“我们下楼去看看吧。”

　　我们穿着睡衣，端着茶水，站在起居室里盯着电视。在这种时候坐着似乎不大合适。穿着尼龙夹克和褪色的牛仔短上衣的东柏林人，推着婴儿车或者牵着孩子们的手，排着纵队，鱼贯穿越查理检查站 ，无人检查。摄像机上下左右地来回摇晃着，闯进一个个热烈的拥抱当中。一位妇女泪流满面，一道电视聚光灯打在她的脸上，使她看上去表情可怖，她张开双手，上前想要说些什么，却因为过度激动而哽住了，说不出话来。成群结队的西柏林人欢呼着，善意地拍打每一辆外形滑稽、勇敢地驶向自由的特拉贝特 的车顶篷。一对姐妹紧紧地贴在一起，不愿分开去接受采访。我和詹妮热泪盈眶；而当孩子们跑进来迎接妈妈时，一小幕重逢的短剧和拥抱爱抚在客厅里上演，把一切辛酸悲苦从柏林的欢乐事件中抽走——这一切令詹妮喜极而泣，放声大哭。

　　一个小时以后，伯纳德又来电话了。从他开始叫我“亲爱的孩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我怀疑，就是从他加入嘉里克文学俱乐部 之后开始的。詹妮坚持认为，这也就是他从那段称呼“同志”的岁月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进展。

　　“亲爱的孩子，我想到柏林去，越快越好。”

　　“好主意，”我马上回答。“你应该去。”

　　“机票就像金沙一样难求。所有人都想去。我已经抢下了两个座位，今天下午的飞机。我得在一个小时内让他们知道。”

　　“伯纳德，我正要去法国。”

　　“转一下。现在可是历史性的时刻。”

　　“我过会儿打给你。”

　　詹妮在一边挖苦：“他得去看看自己犯下的大错被拨乱反正。他需要找人帮他拎行李呢。”

　　听她这么一说，我已经准备对这趟行程说不了。但在吃早饭时，从我们在厨房水槽边放稳的那台便携式黑白小电视里，发出阵阵欢呼和呐喊声，令我开始感到一种焦躁不安的兴奋，一种在连日的家务生活之后产生的对冒险的渴求。电视里又爆发出一阵小规模的呐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拦在足球决赛赛场看台外的小男孩。历史正在发生，却没有我的份。

　　孩子们被送到各自的幼儿游戏组和学校后，我又向詹妮提起了这件事。她很高兴回家。她在一个个房间里穿梭，无绳电话总是带在身边，照料着那些在我的看管下已经枯萎了的室内植物。

　　“去吧。”这就是她的建议。“别听我的，我在嫉妒。不过你走之前，最好把已经开始的事情做完。”

　　这或许是最佳的一种安排。我重新调整了从柏林和巴黎到蒙彼利埃 的航班，并确认了伯纳德的预订信息。我给我在柏林的朋友君特打电话，问我们能否借用他的公寓。我打电话告诉伯纳德，我将在两点钟坐出租车去接他。我取消了原定的约会，留下指示，收拾行囊。电视上，东柏林人在一家银行外排起了半英里的长队，等着领取他们的一百马克。我和詹妮又回卧室缠绵了一个小时，然后她匆匆忙忙去赴一个约会。我穿着睡衣坐在厨房里，热了一下剩饭，吃了顿早午餐。小电视里，柏林墙又有好几段被打通了。人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汇集到柏林。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筹备中。记者和摄制组已经找不到空余的旅馆房间了。我回到楼上，站在淋浴头下冲澡，刚才的甜蜜交欢让我精神焕发，头脑清醒。我一边用意大利语哼着一段还记得的威尔第的片段，一边庆贺自己拥有如此充实而有趣的人生。

　　一个半小时后，我让出租车在爱迪生路上等着，自己急匆匆地跑上一段楼梯，来到伯纳德的公寓前。事实上，他正站在打开的房门里面，拿着帽子和大衣，箱子放在脚旁。直到最近，他才开始显露出人老时的那种挑剔态度，对自己不中用的记性的必要谨慎。我拎起他的包（詹妮说对了）。他正要把门拉上，却已经开始皱起眉头，竖起一根食指。

　　“最后检查一遍。”

　　我放下包，跟着他进屋去，正好赶上看到他从厨桌里掏出房门钥匙和护照。他把它们举起来给我看，带着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好像那个忘了拿东西的人是我，而他应该受到祝贺。

　　我以前和伯纳德共坐过伦敦的出租车。他的腿几乎碰到了隔窗。车还挂在一挡上，正在发动，伯纳德就已经把手指摞成塔尖状，搭在下巴下面，开始说话了：“关键在于……”他的声音没有琼的那种如战时广播般标准清晰的特质；相反，他的调门有点高，并且发音简直过度精确了，里顿·斯特拉奇 可能就是这样说话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也是如此，带有某些有教养的威尔士人说话的腔调。如果你不熟悉也不喜欢伯纳德，可能会认为他讲起话来很做作。“关键在于，两德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俄国人会磨刀霍霍，法国佬会振臂欢呼，英国人会‘嗯啊’那么一阵子。谁知道美国佬们想干什么，什么最适合他们。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德国终会统一，因为这是两德人民共同的愿望，他们的宪法也作了阐明，没有人能阻止他们。他们会尽快实现统一，不会拖到以后，因为没有哪位总理会蠢到把这样的荣耀留给继任者。而统一将基于西德的体系，因为西德人才是将要为此买单的人。”

　　他能把自己所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