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恰逢欧洲刚刚解放，再加上有利的外汇汇率，我的岳父母伯纳德·崔曼和琼·崔曼便趁此时机踏上了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的蜜月之旅。1944年，他们在布卢姆斯伯里 的议事大楼里初次邂逅，二人都在那里工作。当时我的岳父是一名剑桥大学的理科研究生，手头上有一份与情报部门相关的文职工作，事关特殊物品的供给。我的岳母通晓数国语言，她所在的办公室与自由法国 联系密切，用她的话来说，她的工作就是消除在与自由法国人士交流时产生的障碍和别扭感。偶尔她还发现自己与戴高乐同在一间屋子里。是一份涉及将脚踏缝纫机改造成发电机项目的翻译工作，将她带进了她未来丈夫的办公室。直到战争结束将近一年以后，他们才获准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在四月喜结连理，并想在迎接和平时期、享受婚姻生活、开始平民工作之前，去度过一次夏日旅行。
在我尤为关注这些事情的年月里，对于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所能找到的各不相同的战时工作，我曾做过许多思考，在丰富的选择面前，就我所知，那种为了体验新自由的朝气蓬勃的愿望，对我父母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他们同样在战争结束不久后结了婚。我的母亲曾加入过妇女土地服务队 ，后来我从一位姨妈那里得知，她讨厌那份工作。1943年，她被转移到科尔切斯特 附近的一家兵工厂里干活。我的父亲在步兵营里服役。他毫发无伤地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北非战役中幸存下来，最后在诺曼底登陆时中了子弹。那颗子弹干净利落地穿过了他的右手掌，连一块骨头也没伤到。其实我的父母本也可以在战后去旅行的。据我所知，就在我父亲复员回家的时候，他们从我的祖父那里继承了数百英镑的遗产。按理来说，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出行，不过我怀疑：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朋友们，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这笔钱被用来买下了我和姐姐出生时所在的那栋排屋，以及用来安置家里的五金生意（我曾把这看作是我家庭背景狭隘的又一个方面）；而正是这笔投资，让我们的生活在父母突然离世之后得以有所保障。
现在我想我又了解得更清楚了一些。我岳父的工作是解决诸如为地处偏远、没有电力供应的法国农庄里的无线电发报机设计无声发电机这样的问题。晚上他回到自己位于芬奇利 的住处，吃单调的战时配给餐，周末时还去科巴姆 看望他的父母。后来在战争期间，他谈起了恋爱，生活中开始有了影院幽会和奇特恩斯的周日旅行。相比之下，一名步兵中士的生活却是：被强令出国征战，枯燥单调和紧张压力交替折磨，亲密战友们非横死即重伤，毫无隐私可言，没有女人陪伴，来自家乡的消息也时续时断。这种倍受约束的生活以及颇有节律的普通日子，那段忍着一只手掌中的剧痛、向东穿越比利时的缓慢而艰难的跋涉，对我那不了解内情的岳父母来说，一定闪耀着诱人的光芒。
了解这些差异并不能为他们增添多少吸引力，我也一直清楚自己更喜欢那种参与战争的方式。这对蜜月中的年轻夫妇在六月中旬来到了意大利海滨小镇勒里希 。战后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意大利——的混乱局势和被蹂躏的惨状深深地震撼了二人。他们主动请缨，要在小镇边上的国际红十字会包扎站从事六星期的志愿工作。这是一项既枯燥又艰巨的工作，而且时间很长。人们筋疲力尽，全神贯注于解决日常生存事宜，似乎从没有人在意过这是一对正在度蜜月的夫妇。那个顶头上司也讨厌他们，他对英国佬抱有一腔积怨，以至于他傲慢到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他们当时寄住在马西莫夫妇家中，那对房东夫妇还在为他们仅有的两个儿子在意大利投降前的同一周、相隔五十英里开外的地方死去而痛不欲生。有好几个晚上，这对英国夫妇都被楼下那对苍老的父母因丧子之痛而哭泣的声音所惊醒。
至少从单据上来看，食物的配给是足够的，然而地方上的腐败却将配给缩减到了最少。伯纳德患上了一种皮肤病，病情从他的双手一直发展到脖颈乃至面颊上。而琼每天都会遭遇求爱强扰，尽管她特意戴上黄铜的窗帘拉环当作结婚戒指。男人们总是站得离她很近，或是在经过幽暗的包扎站棚屋时有意无意地蹭到她，或是在她的屁股或裸露的前臂上捏一把。别的女人告诉她，问题就出在她那一头金色的秀发上。
崔曼夫妇俩本来可以随时离开，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这是他们为自己安逸度过战争所做出的小小赎罪，是他们的理想主义的表现，也是他们为了“赢得和平”和“帮助建立一个新欧洲”而付出的努力。然而他们离开勒里希时的情形却实在令人伤感。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去。悲伤的意大利人正在顶楼为一位垂死的家长举行临终仪式，整座房子里挤满了亲属。红十字会救护站卷入了一起盗用公款的丑闻。八月初的一天，在破晓之前，伯纳德和琼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在公路旁等待带他们北上前往热那亚 的汽车。当他们站在微亮的光线中沮丧而沉默着的时候，如果此时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一定会为他们对新欧洲作出的贡献而感到欣喜。这个女孩便是我未来的妻子，有朝一日她会为在欧洲议会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奋斗。
他们一路乘坐汽车和火车旅行，向西经过普罗旺斯，穿越暴发的山洪和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在阿尔勒，他们遇见了一位法国政府官员，他开车载着他们来到了朗格多克的洛代沃。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一周内去他所在的宾馆找他，他将会顺路带他们前往波尔多。此时天空已经晴朗，离他们回英国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于是他们决定开始一段短程徒步旅行。
这个地方属于喀斯地区，整片石灰岩高原坐落在高出滨海平原一千英尺的地方。在一些地段上，峭壁一直向下垂落数百英尺，蔚为壮观。洛代沃就坐落在一条隘路的底端，当时那还只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小道，如今已经变成了繁忙的9号国道 ，仍然是一条不错的上坡路，但由于交通繁忙，步行起来并不令人感到愉快。在那段日子里，你可以一整天平静稳健地在高耸嶙峋的岩石间攀行，直到你可以看见在身后三十英里外，南面的地中海闪烁着粼粼波光。崔曼夫妇在勒凯拉尔 小镇里过了一夜，还买了两顶牧羊人戴的宽檐帽。第二天早上他们离开了大路，随身带了两升水，穿越“拉扎克的喀斯”，朝东北方向进发。
这里是法国最空旷的地带之一，人口甚至比一个世纪前还要少。布满尘土的小径在茫茫无边的灌木、荆豆和黄杨中间蜿蜒，即便在最详细的地图上也未被标识。废弃的农场和小村庄坐落在一片令人惊叹的绿色深处，那些小型牧场被古老的石墙和小径分开，两侧则被高大的黑莓灌木丛、野玫瑰和橡树包围，带有一丝英国式的亲切感。但是很快它们又被巨大的空旷所取代了。
在这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崔曼夫妇经过了一处史前埋葬墓室，普鲁纳莱德巨石墓。接着仅仅走出几码远，他们就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被威斯河冲刷形成的巨大峡谷上。他们停下来，吃掉了储备的食物——一种在英格兰从未见过的巨型番茄，已经放了两天、像饼干一样硬的面包，还有一根粗红肠，琼用伯纳德的袖珍折刀将它切开。他们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而现在，当他们坐在巨石墓的水平石板上、越过那道大裂隙向北凝望“布兰达的喀斯”乃至更远处隆起的塞文山脉的时候，一场热烈的讨论爆发了。伴随着他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感，明天他们将采取哪条路线穿越这片壮丽的陌生乡野成了话题。伯纳德和琼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探讨着摆在前方的道路。一连几个小时里，他们谈论着错综复杂的国内详情、村庄之间的距离、步行途径的选择、法西斯的败亡、阶级斗争以及浩瀚的历史变革——这变革的方向已为科学理论所预见，而这也赋予党不可剥夺的统治权利——所有这些都一并融入了那壮丽的景色。一条诱人的大道从他们爱情的起点缓缓铺展开来，经过喀斯高原和众山脉壮阔的风景，就在谈话间，它们渐渐被夕阳染红，随后便黯淡下去。随着暮色渐浓，琼的忧虑也随之加剧。她已经开始失去信仰了吗？一种永恒的沉寂在诱惑她，试图将她拖入深渊，而每当她停止自己乐观的闲聊去留心它时，这份空白却自始至终地充斥在伯纳德那洪亮的陈词滥调、如军事化般贫乏无趣的话语，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那些所谓的“前线”、“进攻”和“敌人”等云云之中。
傍晚时分，二人流连在通往邻近圣莫里斯的小村庄的路上，他们通过做爱来总结（或者可以说是延续）他们对于未来的讨论，或许就在小径最柔软舒适的那一段上。只有在那时，琼才得以暂时驱散脑中那亵渎神明的困惑。但在第二天，第三天，直到后来所有的日子里，他们都没有涉足这种有关他们未来的充满隐喻的场景里。第二天他们就折了回来。他们根本没有走下威斯河谷的高原，根本没有打那消失在岩山深处、向上抬升的神秘水渠边走过，根本没有通过中世纪的桥梁跨越河流，向上攀登并穿过“布兰达的喀斯”，在史前的糙石巨柱、环状列石或是散落在荒野中的巨石墓之间漫步，也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