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醒来，在厨房煮咖啡，忽然听到屋子外传来托比兴奋的吠声。

　　然后是庭院门外有男人大叫：“哎，哎，小映映！救命！”

　　我寻声走出门去，房子平时只得我一人，托比难得见一个生人，因此每次邮差来送信都被他的欢快热情追得狼狈逃窜，此时这么一个早晨，又有谁会过来。

　　我走到门前不出意外地看见托比在栅栏边追赶着一个人上串下跳，人狗大战正酣时高挑壮健的身影转过来——是张彼德。

　　我站在门廊下叫了一声：“托比，过来。”

　　托比应了一声跑到我脚下来。

　　张彼德整了整衣衫，然后绕过花园，走到屋前的台阶下，扬起头笑着说：“嗨，映映。”

　　我靠在门扉上，抿着嘴看着他。

　　他笑容熟稔得仿似探访老友：“你怎么住得这么远，计程车司机找了很久。”

　　我只好回答他：“张先生尊驾何事？”

　　他跨上了两格台阶到我身边：“前几天在苏黎世怎么走得这么急，你知道家卓在找你。”

　　我讥笑一声说：“他如今权势通天，无数人争着替他鞍前马后，又何必费那么大周章找一个我？”

　　张彼德望了望我嘲讽尖酸的面容，掩去了瞬间略略惊诧的神情，若无其事地说：“他很想自己来，可是工作压得太紧实在走不开，不过现在看来他在苏黎世临时匆促改变行程还真不是一时兴起，苏见找了你这么久竟然抵不过他在机场突然片刻而生的一种感觉……”

　　我双手抱在胸口一动不动望着他。

　　张彼德摊摊手：“老板吩咐我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他看着托比：“该死，我看你唯一的需要就是买根链子把狗拴起来。”

　　托比闻言恶狠狠地朝着他叫了一声。

　　张彼德不满地瞪着托比：“喂——”

　　托比得意地在我脚下打了一个滚。

　　我开口说：“张先生，请你离开吧。”

　　这位劳通银行首席财务营运官可没那么好打发，他笑容不改巧舌如簧：“映映，我们旧识一场，你不能这么待客。”

　　我说：“你过来这里有何用？”

　　张彼德问：“我过来康城才知道，听说你一直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治疗机构？”

　　我淡淡地说：“那又如何？”

　　张彼德面上有些疑惑：“映映，你生病了吗？”

　　我反问：“你不是都查得到吗？”

　　张彼德说：“日耳曼该死的民族性格，那位教授丝毫不通融，口口声声要保护你的隐私，什么资料也不肯提供，他只说你患有严重心理疾病，虽然已经暂时痊愈，但仍需要长期的恢复过程。”

　　我点点头，平静地说：“他说的没错，就是这样。”

　　张彼德一时语结。

　　我蹲下来搂着托比的头，蹭蹭他的鼻子。

　　“映映……我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张彼德叹息一声说：“我将调查报告发回香港，听苏见说他在办公室坐了几夜，他迟迟不敢动身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怕你不愿见他。”

　　我拍拍托比的头：“托比，回家去。”

　　张彼德跟上一步：“映映……”

　　我漠然转身回屋。

　　张彼德无奈着说：“好好好，我不说他，你请我喝杯茶总可以吧。”

　　我拉开大门，将他引入，从厨房斟茶给他，然后推开屋子的后门，盘腿坐在屋檐下宽大的椅子上望着庭院葱绿花木。

　　张彼德端着茶杯，在厅内转了一圈：“连电视都没有，映映，你简直生活在十八世纪，你夜晚作何消遣，在银质烛台下用鹅毛笔写信？”

　　我不回答他。

　　我总不能告诉他，我每天夜里只做两件事，喝酒和读莎士比亚。

　　隔断外面世界的浮躁喧嚣，使我获得内心的短暂平静。

　　张彼德喝了一杯茶，再次环视了一圈我的屋子，仿佛确认什么似的问：“映映，唐家小子没有和你在一起？”

　　我挑眉：“谁说我和他在一起？”

　　“苏见说的，”他嘟囔：“那天晚上你们不是也……”

　　“他是途经，看望我而已。”我平静地说。

　　张彼德忽然朗声笑起来：“没有最好，没有最好，我回去交差不用看老板臭脸。”

　　我不再理会他莫名其妙冒出来的高兴，转过头看在庭院阳光玩耍的托比。

　　张彼德也并无大多时间逗留此地，他离开时在客厅的便笺上留下长串数字，语气是诚挚的：“这是我的电话，与老板无关，映映，你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谢过。”

　　我看着他推开栅栏的木门，转身对我招招手，然后阔步走向对街的停车处。

　　往事沉沉浮浮涌上心头。

　　当时从苏黎世回来时我就想过马上搬家，但后来我考虑了一会否决了，我总不能一辈子躲着他。

　　春天很快到来，小姑姑过来看我，陪我住了一个星期。

　　我们姑侄俩开着车在湖区兜了好几天。

　　临走前的晚上，我们在屋前的廊下聊天。

　　她问：“钱够不够用？”

　　我答：“够。”

　　小姑姑斟酌地看我神情，然后说：“映映，你有否考虑过回去？”

　　我低头不语。

　　她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江家就你一个女孩子，却偏偏要走得这么远。”

　　我对她微微笑笑。

　　她无奈又怜爱地摸我头发：“映映，好好照顾自己。”

　　我把头凑进她的怀里，就像小时候那样紧紧搂着她的腰，汲取她身上温暖的气息，当时妈妈离开江家之后，我很多个晚上，都是这样抱着她睡着的。

　　小姑姑回去之后，一天夜里我接到劳家卓的电话。

　　我心里不是没有惊诧，但也做好心理准备，张彼德既然会受他命令寻来此地，自然也会同他详细奏报，我只是没想到他真的打电话过来，过去种种恩怨纠葛早已时过境迁，他仍这般纠缠不放，他到底是有多么不肯放过我？

　　他轻声问：“映映，我可否过去探望你？”

　　我沉默几秒，方回答他：“没有这个必要，劳先生。”

　　“映映？”他在那端叫我名字，低回喑哑的，柔情牵长的。

　　我不是故意冷待他，我是真的已无话可说。

　　然后过了大约一分钟，我把电话挂断了。

　　我无暇理会他作何心思，因为我料想小姑姑或许遇到了难处。

　　几天之后，我致电姑父。

　　姑父迟疑了一会，终于还是对我诚实说：“映映，抱歉，是因为我，我们学校和加国有一个交流项目邀请我过去，你小姑姑担心家里，所以我们迟迟不能成行。”

　　爷爷去世之后，江氏宣布破产，剩下的在沿海的几间工厂交由家族里的几位叔伯管理，父亲变卖了祖宅，然后带着妻儿去了新加坡。

　　芸姨的娘家大哥在新加坡有一些产业，投靠过去过去也仅是权宜之计，但的确已无更好的路可走。

　　奶奶按照江家祖规，爷爷丧期不满三年，她不肯随着爸爸走。

　　小姑姑担心独自留在家里的奶奶，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我坐在沙发上，抚摸着身边的托比的毛发：“姑父，谢谢你告诉我。”

　　博登湖畔的金黄落叶飘下的时候，我终于开始收拾行装。

　　母亲留给我的一小笔遗产在我四年多的流离生涯中已经花费殆尽，手上没有什么钱，只勉强够凑足机票。

　　结束租房合约，家具送给邻居，和默德萨克教授告辞。

　　最为艰难的是送走托比，我没有办法带它走，只好托一个同学照顾它。

　　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同学费力克斯，他家里养有一只金毛犬，托比跟他的关系也不错。

　　我开车送狗狗去他家里。

　　托比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仿佛有不好的预感，一直乖顺地倚在我的脚边。

　　我将他平时的玩具和大包的狗粮交给费力克斯，然后蹲下来抱着他，忽然觉得心酸难忍。

　　托比睁着无辜温润的黑色眼睛，突然流下泪来，爪子搭在我的肩上，一直呜呜地叫。

　　我放开他站起来，托比凄惨地叫了一声，紧紧地咬着我的裤脚。

　　费力克斯扯住他脖子上的项圈链子：“嘿，托比，乖一点。”

　　我走出费力克斯家里时，托比不依不饶地跟着出来，趴在铁门上望着我一直汪汪地哀叫。

　　我转身时泪水朦胧了双眼，但只能流着眼泪决然地大步走开。

　　就是在这一刻，我亲手扼杀了自己内心的最后一丝软弱。

　　飞机降落在机场时，眼前不再是针叶林和红色屋顶交织的德国边境小城，而是石头森林的亚热带灰绿色城市。

　　机场过道墙上是大型的劳通银行的广告标志，我走过时都觉得浑身发凉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