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死后，继任者费尽思量，总算给他择定庙号“武宗”，史称明武宗。

　　说起这庙号的由来，就不得不提到除情色之外，他的另一爱好。

　　此人自幼喜动不喜静。读书思索非其所好，专爱舞枪弄棍。民间说：三岁看大。一个人的性情，往往有其先天性；是粗是细，是智是鲁，长大后是咬文嚼字还是吃体力饭，从很小的时候便见端倪。如果禀性太强，则无论后天家庭、社会如何影响与努力，也不能见效，挡都挡不住。

　　眼下朱厚照就是一个明证。童年时父亲弘治皇帝强迫他读书，无奈只好读，而且他并非长着一颗不宜读书的脑瓜，据说小时候读书的成绩还挺不错，被夸“天性聪明” 。可是他注定与书本、文化有仇，一捧书本，内心就毫无快乐可言，直如受刑一般。那么，在什么事情上他才由衷地愉悦呢？就是当摔摔打打、砍砍杀杀的时候。“骑马打仗”，是他最爱扮玩的游戏，还有射箭、摔跤、踢球（蹴鞠）……这么说吧，举凡可令身体臭汗淋漓的事，他无不欢欣受用，而需要用心用脑子的事，却统统不胜其烦。这一点上，他跟明朝第二任皇帝、谥号“惠文”的朱允炆，刚好颠倒过来。

　　关于朱厚照的童年，《明史》只用六个字来概括：“性聪颖，好骑射。” 可见基本上是在游乐中度过。对此，嘉靖年所修《武宗实录》，少不得要替刚刚谢世的前代皇帝掩饰一番，说：“为学之暇，或闻其颇好骑射，以为克诘（治）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弗之禁也。” 意思是，弘治皇帝觉得太子“颇好骑射”，将来有利于国防，终究是有用的，所以并不阻止。但有一条，朱厚照对骑射的耽迷，绝非“为学之暇”；其次，弘治对儿子的表现恐怕也根本不是这样安然的，否则他不会在托命内阁三臣时留下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特地强调太子不肯读书乃是自己的大忧虑，而且，“好骑射”在他看来也不是什么“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亦安不忘危之意”了，而指出实质乃是“好逸乐”。这是李东阳亲笔记下的弘治的原话，每个字都很可靠。

　　朱厚照究竟长什么样儿，史家未描绘过其具体相貌。只见过他身着龙袍在宝座上的一幅坐像，看起来五短身材，还算精悍，但绝非孔武有力的样子。不知道出于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还是非常自信，他特别爱在孔武有力方面表现自己、证明自己。他所以建豹房，迁居该处，固然主要出于躲避宫中限制的目的，但与爱和猛兽嬉戏也不无关系，就像一个拳击家不愿意离开拳房一样。在豹房，他经常亲自“手搏虎豹”，虽然豹房里的猛兽想必都事先经过调教，并不真正生猛野性，但正德九年朱厚照还是在搏虎中为虎所伤。 又一次，也是赤手搏虎，老虎把朱厚照压在地上，“召（钱）宁，宁缩不前……（江）彬趋扑乃解。帝戏曰：‘吾自足办，安用尔。’” 据说，这件事直接影响了钱宁、江彬两大近幸此后在豹房的地位。从朱厚照热衷于跟大型动物角斗，特别是他所说那句话看，此人非常在意自己在肉体这一层面是否足够有力，以及这一方面的能力是否被人尊重；亦即，他在这方面对虚荣有强烈需求。明明被老虎打败、压在地上，亏得别人解救，爬起来却说：我自己足以对付，哪用得着你帮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时候，“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人。”眼下，在朱厚照身边，在豹房，汇聚的也都是和皇上本人一样的赳赳武夫。所用太监，俱雄健强壮，能武，或至少身体条件适合习武者。朱厚照死后，在遣散人员中我们发现专门提及了“少林寺和尚” 。连搞女人，朱厚照似乎都偏爱物色“武人家眷”——马姬是前总兵官马昂的妹妹，戴氏则是另一个总兵官戴钦的女儿。前期豹房和后期豹房两大巨头钱宁和江彬，都是“武功超群”的人。钱臂力惊人，射术精良。江更不必说了，职业军人出身，边塞骁将，朱厚照第一次见到他，亲自检视其箭伤伤痕，竟然大呼小叫：“彬健能尔耶！” （江彬这么强健和能干啊！）前面所述朱厚照为虎所迫，钱宁畏缩不前而江彬解之一事，让朱厚照“心德彬而嗛宁”，暗中偏向江彬而瞧不起钱宁，因为江彬更像勇士。此外，江彬人高马大，“貌魁硕有力”，对五短身材的朱厚照来说，大概也更代表理想。遍觅豹房，我们看不到一个知识分子，看不到一个脑力劳动者，全是靠“身体”吃饭之流（女人以“色”，男人以“力”或兼以“色”），这真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团队组合”。江彬掌事以后，豹房更进一步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军阀俱乐部”，他次第引来万全都指挥李琮、陕西都指挥神周，加上原在豹房的都督同知许泰，这四镇边将号称“外四家”，共同把持了后期豹房。

　　弘治一死，朱厚照袭位为君，得以大弄。在禁内辟出教场，于太监中择出勇健者，编为“内操军”，日夜操演。或分成敌对两拨，对峙冲杀，自己更披坚执锐，亲临“战阵”。“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噪声达九门。” 整座京城被他搅得一团糟，很不成体统。所以时任吏部尚书的杨一清上疏抗议道：“视朝听政，经筵日讲，帝皇常规，国家旧典也。陛下月不过一二朝，当讲辄罢。而窃闻留御豹房，练兵花苑。鼓炮之声，震骇城市。甚非所以示中外、训来世也。” 说他不仅丢了国家的脸，也给将来君主做了坏榜样。

　　每个人都有人生理想，朱厚照亦不例外。杨一清不了解这一点，故而所提意见朱厚照不会听，甚至也毫不在乎。对于是否有损国家威严、将来皇帝会不会有谁起而效尤，他不会关心；对他来说，弄武、将兵，乐在其中，而且事关荣誉和抱负，事关自我价值的实现。别人眼中，他是皇帝，须守皇帝规矩，如皇帝那般行事；然在其自己心中，他只想痛快淋漓地打打杀杀。甲胄闪耀、昂坐马上、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敌人却丢盔弃甲、落荒而逃……这情形是他为之激动的，能让他自觉高大，是“英雄”，合乎人生理想——就像后来晚他两辈的天启皇帝，最高理想乃是当一木匠一样，谁能责之以不是？

　　要说荒诞，只能说君主制荒诞。许多人，明明适合干别的，只因生在帝王家，就硬派他世袭了君主，搞得里外不是人，国家也跟着倒楣。例如：李煜如果简简单单做个诗人，再好不过；赵佶如果集中精力搞他的书法绘画，绝对是人尽其才；朱厚熜（嘉靖）不如去干道士，或能成一代宗师；朱翊钧（万历）做皇帝很差劲，倘然做会计的话，账一定可以把得很严……像朱厚照，最好是给他一条破枪、一面烂盾、一匹瘸马，领着一群乌合之众，东讨西征，虽然免不了老吃败仗，但也强似在金銮殿胡闹。

　　有人可能会联想起堂吉诃德。没错，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可把朱厚照称作十六世纪中国的堂吉诃德。

　　作为小说人物，堂吉诃德诞生只比朱厚照略晚；如果塞万提斯1605年出版他的《堂吉诃德》第一部之前，能来中国一游，说不定会对这人物的塑造另有一番欣喜的发现。虽然朱厚照身上，“嫉恶如仇、总是正面向他的‘敌人’发起不屈不挠的冲锋”的骑士精神是一点也没有的，不过，就一生生活在梦幻里、不切实际、自以为是和用想象代替自身现实的理想家这些方面论，他们实在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堂吉诃德先生五十岁以后在家呆不住，立志出门冒险、打遍天下；朱厚照二十来岁起也向往于传奇的生涯，屡屡一身戎装，仅以数骑随，摸出宫去，“巡视三边，督理兵政，冀除虏患”，甚至顶风冒雪、备历艰险，骑行千余里，“亲征”胡虏。堂吉诃德先生把风车当做传说中的巨人与之搏斗来表示勇敢，朱厚照则跟驯化过的虎豹搏斗来表示勇敢。堂吉诃德先生路遇阿尔及利亚总督进献给皇上、载于笼车的狮子，坚持要将狮子放出，让他亲手降服；朱厚照则当叛王朱宸濠明明已被南赣巡抚王守仁俘获后，非要将朱宸濠重新纵放于鄱阳湖，然后由他亲自捉拿。就连他们虚构自己的思路也如出一辙：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生涯之前，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堂”字，为贵族专用），自授骑士封号；朱厚照四处东征西讨之前，也重新取名“朱寿”，自封公爵（镇国公）、五星上将（威武大将军）、军区司令员（总兵官）一连串头衔。评论家把堂吉诃德一生浓缩成这样一段话：“他终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他一一照办，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他就可以名传千古。”对朱厚照来说，他基本上可把这段话照单全收。

　　朱厚照向“东方堂吉诃德”的转化，大约始于正德七年。以前，他“耀武扬威”的范围，以宫苑之内为限，只是在“内教场”组织一群太监搞军事演习，其性质跟他指挥的“士兵”独特的生理情形一样，有一种阉割过的意味，聊胜于无，充其量做做游戏而已。皇帝的“远征”，也顶多是到京郊打猎，收获几只野兔、野鸡作为战利品。但正德五年到七年之间，发生一场浩大的民间暴动，波及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