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同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 之盛，但的确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宫庭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一是它们作为狄夷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庭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愉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 ——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 。《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之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二处，笔者所知，现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这里原系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七年。我们从《武宗实录》上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是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 。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之于豹房，实可谓互为表里的一双绝配。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后即被取缔，不单活跃其间的五花八门人物作鸟兽散，连同那些建筑、器物亦很快地废弛、颓朽以至于消失，最终无迹可寻；否则，保存下来，倒不失为极具魅惑与遐想力的吊古的去处。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还是要追溯到那场政变。倘若没有那场政变，倘若刘健、谢迁、韩文等这些“眼中钉”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权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庶几可以断言，“豹房公廨”这种事物永不可能出现。朱厚照救下“八党”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豹房公廨”。

　　仅仅在政变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豹房公廨”并迁往此处居住，起初，是白天在里面鬼混，很快发展到夜宿不归 ，“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 此话怎讲？即是说，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彻底从紫禁城搬出，不在宫中居住，最后连死也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宫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宫。自明永乐迄清初，这里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日常还是在此处理政务），也即泱泱九州NO.1的宅邸。它作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处的意义倒在其次，尤为重要的，乾清宫乃是帝权的象征，皇帝在此居住不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只有当被赶下皇位时才会离开那里，比如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之被迫离宫。唯有朱厚照，竟敢于置皇统于不顾，主动而决然地辞别乾清宫，至死不回。他此一行为，既是空前之创举，基本上亦属绝后之奇例。在他开了先例之后，只有他的继位者嘉靖皇帝，从中晚年起效仿这一做法，迁居西内。

　　正德搬往豹房，不仅仅是为自己重新选择了住所。他这么做的含意在于，逃离或放弃了一种角色，逃离或放弃了礼法所加诸这种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条、戒律、义务与规约；此外毫无疑问，也借此彻底摆脱和跳出于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个个人历史之外。当置身乾清宫时，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是活在这些躯壳之下而又并不如意的压抑的魂灵，而一俟别宫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他仿佛灵魂出窍、羽化而飞升，一了百了，胜利大逃亡。

　　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冀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却做了皇帝。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帝制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这种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远为深刻，表面上看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代皇帝，除开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倖所挟持。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春花秋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隋炀帝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处。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