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来最羡慕柏杨。
羡慕他，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稿费如潮、美眷如花。
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还有此“勇气”、“决心”和“机运”，来“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资治通鉴》！
在海外待久了，才真正体会出所谓“学术的世界性”。我们这部《资治通鉴》，不管从任何文化的任何角度来看，它都是世界史上第一流的古典名著和巨著！在人类总文明的累积中，找不到几部。
“啃”是乐趣、是福气、是运气
我为什么说柏杨在“啃”呢？这也是根据我自己的读书经验而言。痴生数十年，啥事未干过，只读了一辈子的书。如今谋生吃饭的“正常工作”便是读“正书”。工作之暇，去寻点消遣、找点“娱乐”，则去读点“歪书”（借用一句我乡前辈苏阿姨的名言）。结果呢，工作、娱乐，正书、歪书，弄得一天到晚“手不释卷”。
据说夏曾佑、陈寅恪诸大学者，胸藏万卷，读到无书可读——他们嫌天下书太少了。我是个大笨蛋，越读觉得书越多，好书太多，读不胜读——我嫌天下书太多了，有时真有点同情秦始皇。
书多了，读不了，真恨不得有千手千眼，来他个“一目十行，千目万行”。针对这个“需要”，聪明的美国文化商人便提出了“供应”——他们搞出个赚钱的行业叫“快读”（rapid reading），这也是今日美国商场很时髦的生意。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笨经验，有些书——尤其是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就不能“快读”。相反的，对这种著作要去“啃”，像狗啃骨头一样地去“啃”。我个人的体会便是，在午夜、清晨，孤灯一盏，清茶一杯，独“啃”古人书，真是阿Q的最大乐事。可是在当今这个“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商业社会里，你哪有这种福气和运气去“啃”其爱“啃”之书呢？
先师胡适之博士曾经告诉我说，读名著要写札记，然后消化、改组，再自己写出来，这样才能“据知识为己有”。这条教训，对我这个笨学生、懒学生来说，还嫌不够呢！因为有些“知识”我“消化”不了，“改组”不了，“写”不出来，我就把它肢解一番，放在冰箱里去了。
所以要把一部古典名著真正搞透了，最彻底的办法还是翻译——汉译西、西译汉、古译今。
翻译工作，一定要对原著一字一句、翻来覆去地“啃”，是一点含糊不得的。
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所以专就“为己”之“学”而言，翻译一部巨著，真要有不世的“机运”和“福气”，进而能“人己两利”，兼以“为人”，岂不更好？
咱也“读”过《通鉴》
羡慕柏杨译《通鉴》，我还有点私情，因为咱也读过《通鉴》。《通鉴》“姑娘”也是我的“少年情人”（childhood sweetheart），一度卿卿我我，恩爱弥笃；为着她，我也曾闯过点“言祸”，而为士林泰斗所不谅。
说句更丢人的话，在下做了一辈子“学人”，如今将到“已无朝士称前辈”的昏庸阶层，我一辈子也只读过这么一部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她和我白头偕老，我也仗着她招摇撞骗一辈子，终老不能改。
更惭愧的则是，我对《通鉴》只是“读”过，而没有“啃”过。
“读”书——如果没有个人拿着戒尺或皮鞭站在后面的话——是会偷懒的。再到难懂之处、不明不白之处、半明半白之处、索然无味之处，你会学杨传广跳高栏的——一跃而过，永不回头。所以从治学方面来说，“跳高栏”和“啃骨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了。
对于这部巨著，我也曾“跳高栏”地跳过一遍，从头跳到尾。我对《通鉴》有偏爱，数十年来，时时刻刻想再“啃”她一遍；但是数十年来，就从无此“机运”、“勇气”和“决心”来干这“傻事”。今见柏杨为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副业
我什么时候也“读”过一部《通鉴》呢？
说来好笑，那是当年蒋委员长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推出来的。
记得那年我正在家乡一所县立中学读初二。我们那所学堂虽小，口气倒大——以南开自比。平时功课不轻，暑期作业尤重。但是这年——“新生活运动”开始之年——我们的暑期作业忽然全部豁免。原来蒋委员长要我们全部中学生在暑期中“宣传新生活运动”。
为此，我校在学期结束之前还办了一个短期宣传训练班，并学唱“新生活运动歌”。这个歌我到现在还会唱，前年还在家乡对那些搞“五讲四美”的小朋友们唱过一遍。那歌的开头是：
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
这便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
……
另外还有一首《宣传使用阳历歌》。什么：
使用阳历真方便，二十四节真好算。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来八廿三。
原来阴历里的什么立春、小满……所谓“二十四节”是不定期的，使用阳历了，则每月两个节日，排得整整齐齐的，好不“方便”也！
唱歌之外，我们又练习了一些当时山东韩青天所不能理解的“走路靠左边”、“扣好风纪扣”、“刷牙上下刷，不应左右拉”等新生活的规律。
准备停当，暑假返家，我就当起“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员”了。在下原是个好学生、佳子弟，老师怎说，咱怎做。
我家是在农村里，住的是土围子。我的家叫“唐家圩（土音围）”。我是那大土圩子里的小“土少爷”。附近农民中，看我长大的人，都尊称我为“二哥儿”。可是这次返乡，我这个“二哥儿”要向他们做宣传可就难了。
那正是个农忙季节，农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水田内工作，我如何向他们宣传呢？最后总算苍天不负宣传员，我终于找到了一群最理想的宣传对象。
原来那年雨水不多。我乡农民乃结伙自大河内车水灌田，俗名“打河车”。那便是把深在河床底下的水，通过一条“之”字形的渠道，用三部足踏大水车连环把河水车向地面。那大水车每部要用六个人去蹬，三部车便有十八条蹬车好汉——这岂不是我最理想的宣传对象？
我拿了铅笔和拍纸簿，静立一旁，等他们停工，好向他们宣传“新生活”。
果然不久，那第一部车上一位名叫郭七的大汉忽然大叫一声：“哦……哦……”接着那十七条大汉也跟着大叫：“哦……哦”水车停下了。郭七卡好了水车，便坐下来抽他的旱烟。另外的人则在水桶内用瓢取茶喝，还有几个小汉则溜到河下，泡在水里。
我想把他们集合起来来听我讲“走路靠左边”，显然不易做到了。“扣好风纪扣”就更难了，他们之中有几位连裤子也没穿，只在屁股周围围了一条又脏又大的白布——他们叫“大手巾”，哪有“风纪扣”好“扣”呢？
我认识郭七，他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还是想试试，要郭七把他的队伍集合一下。谁知郭七却用他的旱烟杆敲敲我的臂膀，嬉皮笑脸地说：“哥儿，去偷一包大前门来抽抽嘛！”
郭七这话并没有冒犯我，事实上我以前也替他不知“偷”了多少包大前门呢，但是这次我是来“宣传新生活”的。“宣传新生活”，怎能继续做小偷呢？所以我们二人谈判决裂。
“哦……哦……”郭七吹了个大口哨，十八条好汉，又去骑他们的水单车去了。
我只有失望而归。
认识了司马光
“宣传员”做不成了，但是昼长无事，我却学会了用马尾丝扣知了（蝉）的新玩意儿，乐趣无穷。
一次，我正拿了根竹竿，全神贯注地向树上扣知了，忽然发现背后站着个老头子。回头一看，原来是我那位足足有三十多岁的老爸爸！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做暑期作业，而在此捉知了，我据实以对——我这期的暑期作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好吧！”老头子说，“那你就替‘我’做点‘暑期作业’吧。”
说着，他把我捕捉的知了全给“放生”了。
“替‘我’做！”他又老气横秋地重复一遍。
我跟父亲回到家里的书房。这个三开间、全面落地玻璃窗、面向一座大花园的书房，有个现代化的名字，叫“唐树德堂家庭图书馆”。这个洋名字是当年清华学校足球队中锋唐伦起的。唐伦是我的三叔，他那足球队的队长名字叫孙立人。
在书房内，父亲搬下了一个小木箱，这个精致的黄木书箱上，刻了几个碗口大的红字“资治通鉴”。
父亲抽开木箱盖，取出一本线装书给我说：“这书，你的程度，可以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那样漂亮的线装书。那时我最恨线装书，但对这部书却一见钟情。那米黄色的纸那么赏心悦目，字体又那么端正、整齐、清晰，书又是崭新的，真是美观极了。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