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与中共学术交流的整个计划推动之下，我由纽约市立大学派往中国大陆做交换教授，教授美国史六个月。离乡撇井三十余年，一旦身返故里，晤儿时伙伴，触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绪，实非亲历其境者所可想象于万一。同时通过深入的观察，我觉得今日大陆上最苦的还是农民，什么水利、电力等建设，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人口的失去控制和工业发展的缓慢，农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改善得极其有限！
笔者幼年是在大陆农村的泥土里长大的，对那时农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驱使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在过去三十年内，能有个彻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个短日子！他们今日仍然很苦，胡为乎而然呢？迷惘之余，这才使我想到对台湾农民的生活也作点粗浅的了解和观察。这就是我撰写本文的原始动机。
不敢麻烦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举行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几位老朋友的邀请，我在纽约取得了可以进入台湾十天的过境签证，飞到台北。我想在这极短的停留期间，利用会外余暇，到台湾农村里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愿麻烦官方，我只是私下向我在台湾省公路局任职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车，并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亲友关系，替我在台湾乡间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中等农民’的家庭”，让我不拘形迹地去访问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陆上，表弟便一直是听我使唤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们之间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亲。后来我去美国，他在一偶然机缘下，进入台湾。在台湾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当顺利。他生性厚重，人缘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说是台湾的老乡里了。但是当我们又碰到一起时，在心理上，他还是我的“小表弟”——虽然最近他已有了一个孙子——我这个“大王”，还可把他这“小鬼”使得团团转，甚至他的几个可爱的孩子也被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表伯”动员了起来。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师，小女孩则替我做闽南语的翻译。
组织了这样一个有效率的“考察队”，我就真的深入台湾农村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炽热。一大早表弟便带了一部有空调的小汽车来接我下乡。我们从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转入支线，在乡野中随意遨游——看看农村的外貌。表弟说，台湾真是个宝岛，物产丰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显然看出了人民勤奋和当局复兴农村的成绩。
在台湾农村中，我们很难看到破烂失修的房屋——这一点，今日美国的农村都没有做到。在美国农村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一些破烂、失修或废弃的农房，斑斑山野颇不雅观；台湾农庄虽小，但大体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眼看去，甚是赏心悦目，显出朝气。
我们在农村中尽情巡回。中午则开到南投午餐，下午继续游览，直到深夜才开到埔里的一家小食铺去吃“一鱼三味”。一日之游，到处都使我体察到人民安居乐业的升平气氛。这些乡里小饭馆，差不多都有冷气设备，服务人员笑脸迎人，繁忙而温和有礼。他（她）们也都能说一口清晰的国语，不像香港、广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说方言为当然。笔者在上海见到我几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们私下彼此交谈，有时且用“沪语”，真把我这位“二哥”气得胡子直竖。但是今日在台湾反而处处说国语，也真是难能可贵。
后来我们又访问了我们的司机老王的家。
老王自称是“毛泽东的小同乡”，他那口“湘潭国语”便远没有他那时髦而美丽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说得流利。她告诉我，她小的时候是被“卖”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话已不大会说了。
老王住的是一所两房一厅，外加浴室、厨房和前后两面阳台的现代公寓。窗明几净，壁纸花色鲜明。室内十九英寸彩色电视机、电冰箱、音响、洗衣机、收录两用机、高脚电风扇……一应俱全。沙发、桌椅也样样入时。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长子去年在考大学期间不幸游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国语为我说东说西，足使我忘记做客台湾。我想我故乡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达此程度，那该多好！
桃园张家
“建国史讨论会”开得相当忙乱。一礼拜会期之后，我的过境签证已到期，本该立刻出境，然终承大会“接待组”诸执事先生的帮忙，把限期延长了几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届满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园县乡下找到了一家颇具代表性的“中等农家”，让我去拜访一番。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台风过境之后、签证将限满之时，天气不算太热。我们一行再度自台北动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园。车行约五十公里右转入支线，再转便转入一条乡村小径。就在这条小径的开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辆发光的摩托车上，正在等着我们。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转车头为我们作向导。
这条小径虽也是柏油碎石路面，但却“小”得出奇。在车内向外看，我觉得路面比车身还要窄。幸好我们的老王技术好，一路有惊无险。他开了约一两公里，再穿过一条窄得怕人的石桥，车子便在一座村庄前的洋灰广场停下了。
下车后，表弟替我介绍，这位领导我们的中年人叫张学意，他便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湾农民。今天我们就来拜访他。
张君极其谦恭地领我们进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进门便是张家的客室，约十四五英尺见方。下面是一面平整光滑、现方块赭黑色花纹的水磨洋灰地面。这水磨地面如果打上蜡，是会光彩鉴人的，不打蜡也一样的光滑可爱。头顶上面的天篷，则是经过化学处理的栗壳色长条木板镶成，整齐而美观。四壁是白色石灰粉墙，加点黑色线条图案。靠下方则是晶洁的玻璃门窗，我们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制十九英寸、装有防尘门扇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机上横卧着一架大型立体音响，喇叭箱则放在地下两侧。左侧墙边便是一张三人藤座木框沙发，下端横放着一张同型单人沙发，再下边靠墙边有一张藤面摇椅，沙发前则是一张精致的咖啡台。
张君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坐在这木制沙发上，敬烟奉茶，我们就这样子“聊”了起来。
阿增的大家庭
张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广东陆丰。他曾祖是位苦力，于清末受雇来台开垦，后来娶妻生子，便在台湾落户了。定居后他又搬了几次家，直到学意的父亲张阿增中年时才迁来此地。他们现在的门牌地址是：桃园县杨梅镇瑞塘里七邻，草澜坡十七号。
阿增不识字。在“日据时代”，他向当地地主租了两甲地（亦即两公顷，或三十市亩，合4.932英亩），当了佃农。阿增（现已七十六岁）有两个儿子，长子便是张学意君，现年五十二岁；次子学国，比哥哥小九岁，现在也已四十三岁了。学意在日据时代进过小学和初一，学国则于光复后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毕业。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学意的长女秀珍，今年二十六岁，已于去年结婚，嫁了位外省籍的军人，已随夫迁居，所以现在的张家还有九个孩子。他们和学意、学国两对中年夫妇，以及阿增老夫妇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但是按照当局“户籍法”的规定，他们十五人却被分成两户，今日台湾农村习俗仍是以男为主的，户长都是男人。张家两户中的长房是以学意为户长，他一对夫妇、四个孩子作为一户，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学国一家则以祖父阿增为户长，一户八口。虽然在户籍上他们一定得分成两户，他们自己在生活上和财产上则并未分家。一家个别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于阿增不识字，学意很自然地就变成一家的实际“首长”了。
佃农翻身的经过
据学意告诉我，在日据时代，他们当佃农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学意那时也“从未穿过长裤子”。
光复后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时吃的还是番薯饭。
但是在1953～1954年间，生活便渐渐开始好转了。原因是那时当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当局用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商业作抵偿，收购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后再以这土地低偿分给无地农民。一般农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后付，于十年之内，向当局购得全部土地所有权，但是每户分地最高额则以三甲（四十五市亩）为限。
这样一来，他们张家乃于旦夕之间，由无地的佃农一跃而成为拥有两甲地的自耕农了。至于他们其后在十年之内，一共向政府付还了多少“低偿”的地价，学意已记不清。我想这数目字不难查到，也就未向他追问了。
吃肉的次数随着土地改革而多起来，张家田庄上生产量也增加了——最后竟然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