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世界文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个“爱好文学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纪以前，我们用汉文、汉语保留下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料，实非其他任何语言所可望其项背。

　　古人说“六经皆史”，但是在一个学现代比较史学的人看来，我们传统中国，官私作品，实在是“百史皆文”。写历史、写函札、写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辞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御状，往往只要你文字铿锵，官司也就打赢了一半。

　　这种风气滥觞的结果，往往就以辞害义，在叙事的精确性上和在论理的逻辑性上，都受了影响。汽车两三辆，朋友七八人，讲起来多么顺口、好听、有文学情调，管他是两辆还是三辆、七个人还是八个人呢！

　　因此做“马虎先生”也是我们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种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们要谈华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给“本土性”下个明确的定义。

　　“本土性”的定义

　　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特殊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传统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个特殊传统、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心态——这一特殊民族心态，就是所谓“本土性”。这在英文词汇里通俗地说来，中国人的本土性则是the eseness of the ese，没有中国“本土性”的中国人，在7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运动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诅咒成“外黄内白的‘香蕉’（banana）”。其实，近百年来的北美洲，乃至今后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黄”，内心亦不可能“全白”。话说到底，纵是“全白”，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全黄”也不代表什么“好事”。eseness不是个道德名词，它只代表一种“民族心理状态”（ethnitality），而这个状态，也是或多或少永远地流动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历史上没有“没有本土性的文学”

　　至于海外华裔作家是否保存有其“本土性”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把所谓“世界文学”搜搜根。三四千年来，我们在历史上还未发现过一篇“没有本土性的文学”。摩西、耶稣、穆罕默德承受“上帝”意旨，为全人类造福的《新约》《旧约》和《可兰经》，应该是“太空性”、“宇宙性”而没有其“本土性”了；朋友，你去读读这三部“经书”，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部书比这三部圣书更有“本土性”？

　　四大皆空的释迦牟尼应该是“工人无祖国”了。朋友，再读读《金刚经》看看，你就知道那位印度欧罗巴教主的本土性之重。等而下之，从古希腊的荷马、古印度的吠陀和我国古代的《诗经》——《诗经》不但具有“中国”的本土性，“本土性”之内又可分出不同的“区域性”，所谓“国风”——他们的本土性之重还要说吗？

　　历史上更没有“没有本土性的作家”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际性人物，每好以“国际性”自诩，排除“本土”，大搞其“国际”。近百年来，左翼的贤达们曾搞了四个“国际”。三个都垮了，还剩个不死不活的“第四国际”，现在还在敝大学的街头地摊上拉客、卖书。

　　最诚心诚意丢掉国籍到海外荒岛上去做“无国籍的公社”居民的，要算若干美国“嬉皮”了。

　　在70年代的初期，笔者自己所教的班上，这种杂色“嬉皮”便层出不穷。他（她）们都自吹无本土性，要做“世界人”（people of the world），到荒岛上去住une。我就提醒一个青年，使他大彻大悟，终于退出公社——我的警语很简单：“你是什么鸟‘世界人’，你只是个Ameri hippie！”“嬉皮”是60年代极端个人自由化的美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他们跳不出这个“唯心”的牢笼，而自吹是得到“解放”，冲出了“地狱”，可悯亦可笑也。

　　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来反映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在这一“宏观”的体察下之社会中，反映某一个体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工具。“我知故我在”，但是问题是“知”从何来——人非生而“知”之者。洪秀全认为他的“知”是来自“上帝爸爸”和“哥哥耶稣”，其实洪秀全本身该背了多少“本土性”？洋泾浜的上帝皮毛而已。

　　“本土性”连这个“天王”都摆脱不了，哼！你这个坐飞机逃出中国的小作家想摆脱吗？

　　世界上也没有“没有本土性的语言”

　　不特此也，“语言”（language）本身就是个运载“本土性”的工具，它也是在“本土性”的熔炉里锻炼出来的产品。因此，任何语言都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任何使用此一语言的人也就被它传染——污染或感染——而带有该语言的本土性。

　　语言是表达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尤其是作家们——内心思想的工具。这种人群内心的思想，也就铸造出这一语言的特征，例如组词、造句、成语、文法……因而它所含蓄的“本土性”也特别的重。

　　举例以明之。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朋友”是“五伦之一”，有“通财之‘义’”。因此，中国人合伙做生意往往不订契约，大家结合只靠宁波佬所说的“一句闲话”——“然诺重千金”，“疏财仗‘义’”。有这种“心态”，因此汉语中也有这个“词”叫“义”，俗语叫做“义气”。而这个“义”字，便是所谓“中国本土性”的具体表现之一种；“义”在其他文字中便找不到“同义词”——英文中就没有这个“词”。例如，说“某人很义气”，这句话在英文里简直就无法翻译。

　　所以“文字”实是含有“本土性”最强烈的一个“社会交流工具”。一个作家如果能纯熟使用某种文字，他就必然会被某种文字的“本土性”所感染，是深是浅、是好是坏，那是另一问题。所谓“海外中国作家”都知道，用某种文字来“讲”或“写”，你也必须用同一种文字来“想”，这样的“讲”和“写”，才能臻于娴熟，达于化境。“讲”和“想”用同一种“外国语”，是学习“外国语”的第一关。没有这个“突破”（breakthrough），所谓“外语”，是不可能纯熟运用的。用某种文字去“想”，你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字的“心态”或“本土性”了。

　　因此，凡是用“汉语”（台湾叫“国语”，新加坡叫“华语”，大陆叫“普通话”）去“想”的“中国作家”，他们就必然有其大同小异的“中国心态”，也就是“中国的本土性”了——中国方言（如粤语、沪语、闽南语、客家话）也是汉语的一部分。说这种语言的人也都具有“中国心态”，不过今日海内外的“中国作家”（包括台湾或新加坡的“华语”作家）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所谓“国语”（普通话或华语）。用中国方言所写的出名的文学作品，大概只有一部用苏州语的《九尾龟》——其他则只限于用一些“方言”译的《圣经》了。

　　所以，台海两岸的中文作家们，隔离了三十多年之后，不管双方有何种不同的“意蒂牢结”，不管被多大程度地西化、洋化、异化或赤化，他们都根本上具有相同的“中国本土性”——大同小异的“本土性”（汉语如一旦被全盘“拉丁化”了，那就又当别论了）。

　　能使用相同语言的人，就自然会具有大同小异的“本土性”；使用两种完全不同语言的人，他们往往则是两种“心态各异”的不同的动物，虽然他们体质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现象在新加坡和美国华侨小区都极其明显。

　　在新加坡，那些专说“华语”和专说“英语”（着重个“专”字）的“新加坡人”，便是两种不同的“新加坡人”，一望而知。在美国，则ABC（土生华侨）和CBA（移民华侨）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们的区别不像在新加坡那样明显和尖锐——因为在新加坡，往往两种人都是当地土生的。

　　至于寄居海外的“中文作家”们究竟保留了多少或怎样的“中国本土性”，那就要牵涉文化外流和移植的基本问题了——文化外流的方式和过程、移植区内土壤的性质、移植区内其他文化的阻力和诱惑力，也就是“文化冲突”（cultural flict）的问题，这些对外流文化“本土性”之存亡、深浅，都有其决定性的关系。

　　“本土性”的保存与保守

　　大体说来，一个文化之外流，亦如江河之泛滥。水是向低处流的。先进文化如流向一个原始、落后、贫瘠的低洼地区，那这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就要像黄河决口，淹没一切。白人（Aryan People）文化之入侵古印度与现代非洲、美洲，就是个最大的例子。

　　今日所谓“非洲文学”（黑文学Black Literature）和南美洲的“拉丁文学”（或西班牙文学Hispanic Literatur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