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前，刘绍铭先生写信给我，要我为他在“华美文学”方面的新著写篇序。我自己是个无事忙的大忙人，但是老友之命不敢辞，就答应下来了。慷慨承担了刘兄的好意，老实说，实在出于“债多不愁”的无赖心情，跟他耍赖、拖债罢了；因为在绍铭之前，还有四位好友曾作同样的吩咐，我至今还未交卷呢。

　　稍后绍铭去纽约开会，旧事重提，我还是满口答应了。不久我们又重逢于台北，这才使我慌起来，看来是非兑现不可了。那时我正另有重担，路过台北去新加坡。屈指一算，新加坡之后，纽约市大就开学了。在这儿，我又是个不得已而“炒回锅肉”的系主任，校中一开学，那就更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替朋友们的大著写序？

　　今年（1982年）9、10月份，纽约市大开学后的忙乱，真被它弄得颠三倒四，因而也把为刘著写序的心头负担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孰知10月16日（星期六）下午，忽然门铃大响，邮差送来一包挂号邮件，竟是刘著《渺渺唐山》的校样，编辑先生留条：万事俱备，独缺我这篇“唐序”。看过这小条，再举目四顾，真惶惶如丧家之犬——大有“二十年后，又是条小伙计”的心态。

　　“书中人”的感慨

　　《渺渺唐山》我是在无限忙乱的环境之下，抢看了一遍。可是不看则已，一开始看作者自序，我就放不下去了。绍铭本是个令人“一读便放不下去”的作家。等我看到自己竟然也是作者所描述的华美舞台上的小演员之一时，我就益发放不下去了。我想作者可能也就因为我也是“书中人”之一，才要我作序的吧。

　　当我读到本书第一章中作者提到的“哎哟派”所批评的华美四大作家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替他加注了——在那译者尚不知中文姓名的Betty Lee Sung名字之下，我便加上“宋李瑞芳”四字。

　　瑞芳是位才女。她的前后两位先生，都是与我有三十年交情的老友。她现在是我的同事，将来还会做我的接班人。在她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我对她也还有过援手之谊呢。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本书作者所描述的“华美民族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我本人误入“陈桥驿”，被推动少数民族运动的青年学生“黄袍加身”，卷入了这场可歌可泣的民族运动。

　　这时是1972年春初，纽约市立大学之内的千把少数民族学生，和他们白种多数中的道义支持者，在校园内发动了一个黑、白、黄、波（波多黎各）、西（南美西班牙与土著的混血儿女）五族共和的大学潮。

　　我个人那时并不在市大，但在学潮期间，由市大当局紧急电告，赶回纽约，出任市大新成立的亚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来平息学潮。那时，这个学潮正义在握，人多势大，市大当局对它是有求必应的；而学潮总部当时对我的要求，以及通过我向学校当局所提出的整理亚洲学系的“五大要求”之一，便是与瑞芳有关的——她那时已是名著《金山》（Mountain of the Gold）的作者，因书应聘为纽约市大“华美学”（ese-Ameri Studies）的专任讲师。

　　这批学潮青年当时加予她的“罪名”（用个后来才出现的名词）便是“歌德派”。他们认为她在书中报喜不报忧，向那鱼肉我先侨百余年的白种种族主义者“歌功颂德”。

　　我在当时的看法，与这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又略有出入。我认为著述家应享有其个人著述的自由。写华美移民史怎能罢黜百家、独崇“缺德”呢？“歌德”的，也应该让他们“歌”一下——这儿是个“开放的社会”嘛！何况“德”亦不无可“歌”之处呢。

　　这个恼人的“第五条”最后总算我以去留相争把它划掉了。我为此事，虽与其中少数“哎哟派”争辩了一整夜，但我并没有说服他们。其后这一派激烈分子不但继续批评她，而对我这“老成谋国”的作风亦深致不满——这就是后来“哎哟派”点她名的意蒂牢结的背景。

　　美东的华美学研究

　　对于1972年这场风潮，我必须指出，当时这个风潮里的华侨领导分子，都是一批民族感强烈、品学兼优的“华美青年”。他们的团体则是个ABC（Ameri born ese，美国土生华人）和CBA（ese born Ameris，中国出生美洲华侨）“竹心”（前者）、“竹节”（后者）的空前大团结。其中由于背景和个性的不同，难免有温和与过激等等的宗派思想，但大体说来他们都是没有党派背景而动机纯正的。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好多都已是纽约市挂牌的名医和律师了，有时他们还结伴前来，找我这位“老师”话旧。好汉提起当年勇，好不开心！

　　在这次风潮中，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黎大都督”，虽然他们并没有说我是被他们“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风潮初起时，我原在二百英里之外。我的出面是纽约市立大学校长马歇克（Robert E.Marshak）打电话、送机票，把我请回来帮忙的。

　　风潮平息之后，亚洲学系正式成立，我便应聘出任该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我任内第一要务，除整顿传统的亚洲学科目（历史、文化等科）之外，便是开设十多门美国教育制度上史无前例的“亚美学”（AsianAmeriStudies）的课程，诸如“亚裔民族移民美洲史”、“美国政法制度与亚裔移民适应之研究”、“美国亚裔少数民族社区发展之变迁”、“亚美文学选读”、“亚美文化冲突”等。这些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上所说的“巧立名目”的课程，为传统的经院学人所不取。

　　不过，我个人在专修美国历史时，也曾有十年之功。可是在我为着考试而读的几百本美国史书中，“亚裔移民史”又几乎是美国史上的一个盲点，有分量的史家不是无心忽略，便是有意地回避。在那重重考试、泰山压顶的情况之下，这一门也可完全不顾的，它绝不会构成学位考试中的一则命题。

　　最糟的还是我国老辈留学生，他们都是或多或少的特权阶级人物，眼向上看，对贫苦无知、在洋人鞭笞下呻吟的华工苦力，照例是不屑一顾的。以前我就曾问过胡适之先生关于他留学时期的华侨生活。胡先生说：“那时，‘我们’与‘他们’之间没有往还。”我听到这句“我们”与“他们”的言词，真发生很大的反感。

　　由于“我们”祖国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同情和抚助，在洋人欺压下，华侨社会乃滋长出它们特有的、自生自灭的畸形发展——不易为外界所了解的畸形发展。而受过美国教育的下一代华人，也就相应地滋生了畸形发展的心理状态——他们可能由种族感而引起对压制他们、歧视他们的白种种族主义者的愤恨与抗暴的心态。这一心态也可能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祖邦、长辈乃至华人社区中一切事物，也同时鄙视与憎恨。这就是一部分过激的“哎哟派”的心理背景。在他们身上，情感的冲动远超过理智的思考与学术的研究。

　　另一种，则是难免由于自卑感和在洋人社会中力争上游，而像本书上所说的向“白种中产阶级”胁肩谄笑的风气。其实这两种方向，都是病态。

　　至于怎样才算正当呢？我那时的想法——也算是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吧——是从学理研究着手，把上述这些科目，从“巧立名目”的现状，逐渐移向“学术正轨”，使“亚美学”渐次提升到正统的社会科学的地位上去。这便是我那时努力的方向。

　　但是在美国大学里，开设新课程的手续与条件是十分繁杂的。这十多门课的主要内容和“教学提纲”（course proposals）几乎是我这位系主任一手赶制的。要在短期内把十几门史无前例的新课提出来，并交校方各审查委员会投票通过，然后再编入全校的教学规程（college catalog），真是一件披心沥血的工作。为着这一提纲，我所涉猎的参考书籍竟多至数百种。几年之后，我又把这些书目重加诠释，并赢得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编印成书。这份“注释书目”，不知何时竟为老友李志钟教授所探悉，他乃鼓励我付印，取名“第三种美国人”（The Third Ameris），就在1980年出版了。它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而我在为它催生的初期，却因疲劳过度而被送入昂尼昂特医院。真是涓涘之献，也是沥尽心血的。

　　这门新兴的“亚美学”，截至今日，在美国仍只有东西两大中心。在西岸便是以伯克利为首的加州大学，在东岸便是我们的纽约市大了。不过那时在西岸所成立的，还不过是些“中心”、“计划”一类的单位，为此科设立正式学系，恐怕就只有纽约市大一校了。而我本人——虽是被拉夫上阵，却是市大方面的主持人。在当时“亚美学”发轫期中，在教学行政上，我也算是顶半边天了。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把我自己也说成这本亚美文学专著《渺渺唐山》的“书中人”。

　　卷入“台风”的经过

　　落笔至此，我倒想补充一句：我当初出任纽约市大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