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不修，今世生为一个百无一用的“读书人”。自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以来，便与读书结下不解之缘。及长，十载寒窗之后，又靠读书教书来养家活口。读了数十年的书，跟读书先烈胡适之先生一样，养成了“读书习惯”——日常工作便是读书；工余消遣，则是读另一种书。总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日二十四小时，很少时间不在读书，真是作孽。可是偶尔到图书馆书库之内张望一下，还是要大惊失色。这满框架的数百万卷典籍，我究竟读了几万分之一呢？
读不了那么多，就只好选书而读之。既选矣，才知道选书也要有相当的火候。上下五千年，绕球十万里，前贤后哲，该出了多少书？你选而读之，尤其是工余之暇，为着消遣而读的“另外一种书”，该选张三的书呢，还是李四的书呢？
别的不说，就说游记这一类的书吧，那也是汗牛充栋的了。漫说“开卷有益”，且管“趣味盎然”，要选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自第二次大战后，无烟工业兴起，旅游成为时尚；加以交通发达、经济复苏，因此不管生张熟李、赵大哥王三姐，动不动就环球数周。世界上的十大都会、七大奇迹等，无不挤得人山人海。近年大陆开放了，故里变成异域，游子做了“外宾”。每年大陆上入境的游客，数跻千万，而百分之八十以上仍是“华裔”。因此长城上下、故宫内外、泰山之巅、西湖之滨……“台胞”、“美籍”也随处都是。
在这些人山人海之中，才子佳人又多如过江之鲫。大家畅游归来，放录像、展照片、设野餐、开讲座……正如我安徽农村的土话所说：“乡下孩子上过街，回家说得嘴都歪。”有文采、有才气的仕女，就更要笔之于书，以飨同好。这样一来，游记览胜之作也就读不胜读了。
我个人穷酸，游兴不大，但也是个老游客。在海外逋逃四十年，地球也绕了好多圈。在什么七大奇迹、十大都会的人山人海之中，也挤出挤进多少次。近年大陆开放，做“华侨”、做“美籍”、做“外宾”……也东南西北跑遍神州，进出十余次之多。但是不论中外景观是如何赏心悦目、风俗习惯是何等奇特古怪，我终不敢以所见所闻来写一本“唐霞客游记”，也不愿背个大照相机去猎奇览胜。为什么藏拙呢？无他，只是自觉我不如人而已。我照的那几张癞照片，比我在礼品店所买的，是实在见不得人。与其自己照，何不花钱买呢？
至于写文章，我哪能和旅游指南相比呢？要动笔，那我就要做文抄公了。“天下文章一大抄”，我还未抄，就觉得肉麻兮兮的了。算了算了，烂文章也就不必写了。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由一位政要所写的印度沙伽汗皇妃古墓（Taj Mahal）的游记。我也很欣赏那座七大奇迹之一的古墓。但是看过那篇文如其人的游记之后，我再也不敢肉麻效颦了；不但不写，我对类似的文章也懒得选读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去的都是一些热门的地方，翻来覆去，有什么好谈的呢？这是我个人历年选读“三上”（枕上、车上、厕上）之书的一种成见。一直到最近，无意中读了本书作者何庆华女士的著作，这成见才逐渐消除。我理解到，纵是最热门地区的游记还是有许多可读的，其关键不在“热门”与否，重点还是在作者其人、其风格、见识、学养和文笔。我们对天下任何事物，都不应以偏概全、存有成见。
何庆华女士原来并没有要我写序，这件差事是我自己惹来的，因为一次我当面夸奖她游记写得好，她觉得我所说的不像油腔滑调的违心之言，乃叫我写一篇序。在下糊口番邦，是个大忙人。平时为着公务、杂务、家务、外务弄得片刻不暇。最近更为“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在纽约市大召开国际会议，我负责打杂，弄得一分钟空闲也难抽出，但是会后杂务未清，我还是赶写了这篇序。我觉得这也是一本好书的读者的一种道义。读者们看完好书，欣赏之余，每每还要写篇“读者投书”，我的序也不过是“读者投书”的另一种方式罢了。
篇前已言之，我原对读热门游记有成见，何以又读起庆华的故国之游呢？诚实地说，我原先是无心拜读的。我开始翻阅实在是为她文题用字的典雅所吸引的，例如“溪口蒋宅旧时样”这个标题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是在当年大陆上教过高中乃至大学文史的酸古董教员之一。我那时在文学班上讲述和批改学生习作的旧诗词时（写旧诗词在那时代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我总是告诉学生说：“曲可以有词味，而词不可有曲味。诗可以有词味，而词不可有诗味。”这种风格问题，说来容易，领悟至难。上选之例：“溪口蒋宅旧时样”，便是“有词味之诗”的好例子。
写旧诗词和作新诗歌的重大分别之一，便是作新诗可以不顾旧汉学，而写旧诗词则必须有深厚的汉学底子——这是所谓“典雅”的基础。出手带“俗气”的旧诗人，往往是汉学底子不够的缘故。有汉学底子不一定能写好诗词，可是能写好诗词，则一定要有深厚的汉学底子。
庆华的标题出手不俗，标志着什么呢？这就使我另眼相看了。
我认识任先民夫人何庆华女士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她是国府当年的高官之女，美丽大方的大家闺秀，大学毕业，享有硕士以上学位，却能歌善舞，聪明活泼的小贵族；更是满口标准英语，遍身西式礼节，却又“三气”俱全，来自台湾的女“知青”。“三气”者，台湾亲友笑我旅美女同胞“说话洋气，花钱小气，穿衣土气”也。正因有此“三气”，她更是位所谓留美学人最理想的配偶，第一流的家庭主妇，极标准的贤妻良母——四十年来我所认识的这一类小贵族也有好几打吧。我这位不修边幅的“老弗兰克林”，也是她们所熟识的倚老卖老的“唐大哥”。有许多我们更是有三代之交的通家之好。可是在我动笔写这篇序文之前，说句老实话，我是向来没有把这些“小贵族”和什么“汉学”连在一起的。和她们跳“迪斯科”卖老命，不算稀奇；谈北京狗、波斯猫，有声有色；谈股票，间或有之；谈“汉学”，“Oh，no.”；说有“洋气”的夹英华语叫“十分inpatible”，掉文，则叫作“风马牛，不相及”也。
有一次一位小贵族小妹告诉我说：“我们在中国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废料啊！到美国都变成了有用之材。”她这些话说在二十年前，真是有绝对的真理。在物质享受上说，什么花园洋房、冷气汽车、雪柜淋浴……那时台湾高官巨贾的享受，也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生活。可是台湾的小姐太太们，婢仆如云，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到美国，则立刻得卷袖入厨房，洗手做羹汤，从丫环做起，把“贵族”的“废料”留在台北了（后来有机会深入大陆，才知道无产阶级的小贵族也是一样的）。等到结婚生子，抓屎抓尿，甚或为补贴家用还要兼职打工。如此，则“贵族之气”全消，就“有用之材”毕露了。
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内，“材料”往往变成“废料”；在一个已发展的社会里，则“废料”往往变成“有用之材”。这位贵族小妹的话虽然平淡，在社会学上、经济学上，有时却可变成“定律”。
我感到歉疚的是，我们任、唐两家交往二十多年了，我始终没有把这位甜蜜美丽的任太太和“汉学”发生过任何联想。
“汉学”者，我辈老朽昏庸的教书匠不得已而用之的吃饭工具也，与这些洋化了的小贵族，何有哉？所以我在没有睹其文之前，只是看到一些小标题，竟使我惊异不置。由于标题的引导，我才慢慢地触及正文。一读正文，竟然放不下去，乃开始找该文的上下篇。越看越欲罢不能，四处搜寻，才读完全书。在书中我看到她曾经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过大一国文，我这时才松了口气，喟然叹曰：“原来如此！”——我又认识了一位才女，读了一部才女书。
才女和名士一样，往往都是一些行为异常、服饰古怪的特殊动物，如胡适在杜威酒会中所见的“长头发的男人、短头发的女人”，等等。可是我现在才发现的这位才女任夫人却是位一切与常人无异的贤妻良母——真是名士才人也可过个常人的生活嘛，何必一定要弄得脏兮兮的呢？！
作者教过大一国文，可不简单啊。此事我也有切身经验。
我自己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便是教高中文史。我知道高中课目中最难教的便是国文。因为其他各种课程如英数理化，都有其整齐划一的客观标准，唯独国文班中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程度坏的坏到仅能阅报；好的则“四书”、“四史”都能整章背诵，唐诗宋词俯拾皆是，五才子书更倒背如流，诗词习作亦往往出手不俗。有些程度好而好调皮的学生，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使老师下不了台。记得我在读高二时便有位老师把“考信于六艺”讲错了而丢掉饭碗，高三班上以写小品出名的老师也一去不返。
我在重庆沙坪坝读书时，也有位在邻近中学教国文的长辈常把他班上的作文卷送到我们宿舍来，请求代庖。当年四川各中学生多半都是英文太鲁、国文太好。记得有位川生在考大学的英文考卷上作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