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汗牛充栋的传统史学里，所谓纪传体——也就是那部头最大、撰修时间最长的正史（二十五史）所采用的体裁——实是史学的主流。其实纪即传。司马迁原是这一体裁的创始者，而司马迁所写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事实上便是“项羽传”和“刘邦传”。所以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传记为主体的。传记写的是人的故事。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社会行为忠实而有趣味地记录下来，让人百读不厌，那就是传记文学了。
论传记文学，推上去，司马迁当然是这一行的鼻祖。我国古代各行各业照例都供奉他们的祖师爷——例如木匠的是鲁班，唱戏的供的唐明皇，药店供的神农，医生供的是华佗，等等。所以刘绍唐先生如果也要在“传记文学社”供一位祖师爷，那么司马迁也就该当仁不让了。
不过传记这项文学，在二十五史的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中，都写得很好，其后便愈来愈糟。形式主义化的结果，到《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上的“列传”，简直就令人不忍卒读了。
由于正史的形式主义化，它也就影响了私家传记作者的写作。所以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里，“四史”而后，简直没有几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司马迁不但传记文学写得好，他的自传文也照样写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不幸的是，这个自传文学的传统，和传记一样，也流于形式化。以后大家干脆就不写传记和自传了，索性来他个流水账——所谓年谱。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宠召了，想自我留名后世，便来他个“某翁自订年谱”。笔者昔年管图书，浪费人家的钱，把这类年谱买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篓，有时偶尔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气，不觉便投书于篓——啍！我又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看你这种书干吗！
可是这个僵化了的传统，在西风东渐的近百年中，渐渐又显出复苏的迹象。纵是最枯燥的年谱，在“现代化”了的写作之下，也有极多可看之书。老同学窦宗一先生所写的《李鸿章年（日）谱》（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出版）便是一本不朽的佳作。在全书中，作者自己几乎未写一句主观的评语，他只是自多如牛毛的有关李鸿章的史料中选其精华，按时序排列，让李鸿章去说他自己的话。在这本小书中，李鸿章真是栩栩如生，令人百读不厌。
欣羡之余，笔者于1962年《李宗仁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中、英二稿同时完工之后，心目中的第二部书，便是想向宗一效颦，来一部《蒋中正先生年（日）谱》，并想在蒋公百年之前，于关节处所，以“口述录音”方式，请“老师”“自订”。
蒋中正先生是我的“老师”。
1943年春初，蒋公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我正是该校历史系毕业班的学生。事缘前校长顾孟余先生被迫辞职，而教育部派来的继任人又不见经传，这未免小视了我们国立中央大学的大学生了，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新校长，闹了个偌大的学潮。教育部收不了这个烂摊子，乃呈报行政院解决，而行政院下来的批示，则是“本院长自兼”。
这一来不但教育部不敢挡驾，我们大学生也不敢闹了。我们贴出一张伟大的大字报（当时叫壁报吧）：“欢迎校长早日莅校办公。”
接着我们又收到校长室执事人员的传话，说：“校长不许欢迎。”抹了我们大学生一鼻子灰。
校长虽不许我们欢迎，我们还是欢迎了他。自此以后校长每周来校办公两小时，这时我们全校师生也就按时辍工两小时去“看校长”。后来我毕业了，毕业证书上的署名也是“校长蒋中正”，所以我就变成不折不扣的蒋中正先生的“学生”了。
二十七年过去了。1970年冬我们在台北开会，一天早晨蒋公点名召见我们“留美四学人”。当他老人家问起我的学历时，我开玩笑地说：“我是‘天子门生’啊！”
蒋公也微微地笑了笑，却说：“你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是呀！”我说，“我是三二级，历史系。我的毕业证书就是您签名盖章的啊！”
“那么你年纪……”
“老师不要问我的年纪了，”我说，“我现在的年纪，正是那时您在南京，我们向您‘献机祝寿’时，您的年纪。”
我没有称他“校长”，因为“校长”是黄埔等军事学校毕业生称呼他的专用名词，我未便乱用，所以我称他“老师”。
当我靠在沙发上和我的“老师”嬉皮笑脸地一答一问之时，我看那沙发上只坐了半个屁股的某学人，脸上一红一白，似乎有点局促不安起来。蒋公身边的两位侍从，似乎也有点惊异。
可是，我倒（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坐在我们前面的“我的老师”是那样慈祥、和善、笑容满面的一位老人，其他人等干吗那么紧张？
“老师，”我笑着说，“您没有老呀，您和我们在重庆看到您时，还差不了太多……”
“时间过得真快呀！”“老师”感叹地说。
“你很好！”“老师”又慰勉地说，“你以后写历史有什么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支持你！”
这样便结束了轮在我名下的简短谈话。我想我们这次奉召谒见，台北官方可能还留有正式记录亦未可知。
我那时的幻想是提着个录音机去找我“老师”谈话，以补充我那时已经着手的新著《蒋中正先生年（日）谱》。等到这部“资料书”完成之后，再来“笔则笔，削则削”，一部忠实无欺的《蒋中正先生全传》就不难下笔了。
以上便是我个人心目中想写的第二部传记兼自传的幻想。可是不久我就觉得我这个计划（project）太不切实际了——我想要把我的“老师”蒋中正，当成我的“老同事”李宗仁，那如何办得到呢？
李宗仁先生是抗战时期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也在第五战区当过兵，所以李德公总喜欢说他是我的“老同事”。其实我在纽约和他合作写书时，也真像个“老同事”。有时郭德洁夫人不在家，李德公就替我烧个安徽火锅（李公是个好厨师，但他说这火锅是他从安徽六安学来的）、四碟小菜，我二人就“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他还不让我走。也有时我回家后乘妻儿熟睡之时，凭着三分酒意，在书房之内也就写个通宵，翌晨万余言的“英雄掌故”就出来了；再过两天英文稿也跟着脱稿，一窝等着看的洋人，也就念得摇头摆尾。
这是李宗仁的故事。只要他没错，我就秉笔直书；他弄错、他胡吹，对不起，我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大段删除。有时这位四星上将的“代总统”不服气了，叽叽咕咕。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固然有理讲不清；相反的，兵遇到秀才，那穿二尺五的，也有理说不出——他一个人的脑袋，总敌不过我图书馆内三十万卷图书。
但是纵使一件史实是忠实无欺的，可是解释起来，必然会有其一面之词——这不但是个历史学家对一位历史制造者所无法阻止的，同时也是应该鼓励他说的，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去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
所以在李宗仁的中英两稿定稿之后，我这位执笔人便一再严重地警告我的读者说，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都是不对的——谁又料到这个“一面之词”，二十年后竟会在中国大陆上拥有千万以上的读者！
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的心理是：听过桂系的了，再听听“中央”的。由于这一心理的驱策，在我的“老同事”不幸去世之后，我就想找“我的老师”来反证一下，如此则一部信史便可以动笔了。
回到纽约之后，我又把我的计划仔细地想了一想。我发现我自己太幼稚——我怎能和“我的老师”一道吃安徽火锅、“煮酒论英雄”呢！这也使我理解了孔门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如此说的——夫子“在位”和“不在位”的问题。
还有使我联想到的便是我国传统史学上所谓官修和私修的问题。官、私两家虽各有短长，但是传统著述之内，好的史书几乎都是私修的。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如果搞官修，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海内人才济济，哪里又需要一个“远地和尚”——搞历史的华侨来帮闲呢？
此外还有个职业转移的问题。我回纽约之后，发现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动把我轰出哥大。区区在哥大一未贪污，二未渎职——那些轰我的人也是有良心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对哥大有“重大贡献”（这话承情他们到现在还在继续说下去），而我又位卑名低，向不构成对任何白人或日本人争名争位的任何威胁，轰我做甚？殊不知天下事之不知道理由的却正多着呢！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年领头轰我的人十年后自己也被轰掉了。如今哥大全校也同样张口结舌——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段小插曲使我想到孔仲尼先生有时也有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