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丈吴开先先生是国府主政大陆时期的一位重臣、高干和抗日陷敌未死的“幸存烈士”。他在1939年秋，正当我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政府紧锣密鼓之际，奉蒋委员长之命，自重庆经南洋潜返上海，借租界掩护，领导沦陷区抗日活动，并破坏汪伪组府工作。
盖斯时我军新败，敌后人心动摇。汪、陈（璧君）诸逆乃诡称汉奸主和乃汪、蒋之“双簧”，汪氏之“国府还都南京”，有渝方蒋公之默契。一时颇能蛊惑人心，动摇抗战信念。因此吴开先返沪之主要目的，便是向敌后人民，尤其是上海金融巨子，重申抗战要旨，揭穿此“双簧”之烟幕。吴氏并冒险公宴沪上金融界诸领袖人物，于宴会上以中央大员身份，直斥汪、陈诸逆为汉奸、“双簧”为谬论。一时忠奸有别、泾渭分流，汪氏组府几至一筹莫展。其原因便是汪氏组府之最重要“阁员”，厥为伪“财政部部长”，而开公望重春申，与沪上金融界原有胶漆之谊。今又衔蒋公之命，挟孔祥熙氏之密函，足可阻止汪伪向金融界之渗透。汪伪之“财政部部长”，势必选自上海金融界，而金融界诸贤拒不附逆，则汪伪之窘可知矣。
汪精卫当然也不是省油灯。他原是国府元老、党中副总裁，在上海一带自有其庞大的潜势力。如今组织伪府既受吴开先之阻挠，乃欲以得吴氏之头而甘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汪伪竟悬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吴氏头颅。以那时十万元的购买力来折算，也可说是书生头颅有价！
这时吴、汪之间虽忠奸有别，在实力上倒是旗鼓相当的。开公那时是重庆国府驻沪的最高级干部——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因此国府留沪各系统、各机关，在体制上都悉听调度，再加上各级干部同仇敌忾之心，则开公所掌握的实力亦自可观。
据开公告诉我，他那时匿居沪上，是不管“行动”的。那种披坚执锐、与敌伪在街头战斗，自有那些经特殊训练的中下级忠贞之士去赴汤蹈火。他自己的职责则是抑制汪政权之扩展，作曲突徙薪之谋。敌伪双方当然深知他的重要性，然格于当时租界上的英美势力的阻挠，他们对吴氏这位上海社区的地下领袖，也无法加以有效的报复。可是这一形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瞬息之间便大局逆转了。
太平洋战争一起，美、日立刻宣战，日军乃冲入租界。他们那时要搜捕我方的第一要犯，自然就是吴开先了。处此紧急情况之下，开老理应呈报中央，撤入安全地带，无奈他艺高胆大，自恃为老上海，以为在数百万市民之间化装隐匿，敌伪双方都是不易寻获的。这一点，他虽保持了他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并表现出他吃老虎的个人胆量，但是他也低估了敌伪的搜捕能力——重庆方面派来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区区上海一市之内，他们竟然搜捕不着，则敌伪特工的这机关、那机关，岂不通统都要关门了！
他们终于掌握了吴家匿居的线索，侦骑密布，便把吴开先这个渝方派来的地下总指挥，于1942年3月18日午夜，一网成擒！
日军杀人之残酷，远在德国纳粹之上。抗战初起，他们在南京一地，三天之内就屠杀了三十余万军民老幼；而其杀人手段之野蛮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吴开先这位在上海地区领导抗日的第一号人物，现在是落在日本屠夫手里了。
汪伪特工杀人之残酷，亦不在日寇之下，悬十万重赏、死活不拘的头颅，现在就在刀下——身首异处，一秒钟内就可决定！
我们读历史的人、看电视剧的人，对烈士、对受难者、对屠夫、暴君、刽子手……看得何等轻松！
“自古艰难唯一死！”身临生死边缘的仁人志士的感觉，可不一样啊！
被捕后的生死抉择
开公被捕之后，有几种可能的下场：
以他个人在敌伪眼光中的“罪大恶极”，他可以被“立刻处决”。
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内幕知识，他可被“严刑逼供”，终于“瘐死狱中”。
以敌伪之间乃至敌伪本身各派系间的争功、妒忌与倾轧，他也可随时被害。
可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对他另有用途，不要他死，那么，他想做个“抗战期间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见汪曼云文），这个光荣的烈士头衔可也不易取得。吴氏决心服毒、跳楼、吞回纹针、绝食……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之下，要死也死不了。
“烈士”并不是人人可做的。有做烈士节操的仁人志士，往往也是“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一个战败不屈的将领，激于义愤，拔枪自杀，这在国共内战中，有很多国军高级将领如张灵甫、黄百韬等等都是如此“捐躯”的。可是被俘之后，自裁不死，其后又颇受礼遇，甚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但是你还是志立不屈，终于“从容就义”，那就很难了。纵是基于民族大义，而真能从容就义者，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文天祥相国一人了。洪承畴被俘之后，原先不也是决心殉国的吗？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汪氏组织了一个伪政权，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贪污腐化，两党皆不能免，岂止汪氏？其实，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之时，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
我民族八年抗战，在道德上说，是黑白分明的。汪、陈夫妇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拋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汪精卫本是吴开先的“长辈”——老上司、副总裁。党龄、事功、道德……都是吴开先的榜样，汪的左右也是吴开先的知交好友，如今忽然天旋地转，吴开先竟然做了汪精卫阶下的“待决死囚”！在这生死交关的情况下，汪氏如温语招降，甚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叫吴开先在精神上何以自处？
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着想，吴氏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接受汪副总裁的领导”，写一本“CC内幕”的畅销书，加入老友周佛海、陈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做法，将来岂不是落个汉奸下场？但是那时日寇正席卷东南亚，“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庆岌岌可危，全国精华均已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
在那种情况之下，舍汪记新朝的高官厚禄不要，偏要待在死囚牢内，做个朝不保夕的、汪副总裁政权下的文天祥，那真是“愚不可及”了。
在那种生死交关、庙堂沟壑的强烈对比之下，吴开先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条“愚不可及”的道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内称不避亲！”我们搞历史的，是应有啥说啥的——绝不因为他是我的丈人！
何以能越狱脱险？
但是吴开先这位死囚犯，为何在抗战末期竟能越狱潜逃，堂而皇之跑回重庆呢？这一点就不能不归功于盟军作战之英勇和正直的上帝之保佑了。
原来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不数月便席卷东南亚，囊括了整个西太平洋，一时气焰之盛，真是拿破仑当年亦不过如此。美军在新败之后，在海军上原属劣势。我有位学生王书君教授曾用中文写过一本大书曰《太平洋海空战》，便叙之甚明。但是美国海军何以于短短两年之内反败为胜，节节反攻，终使日本海军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守本岛呢？在史家参查无数种因素之后，也不得不嗟叹天意胜于人力——日寇这个侵略者，实受天谴！在珊瑚海、中途岛诸海战中，美国海军的胜利，很多方面都是很偶然的——美方并无必胜的条件和信念。
总之，在1943年初，美方一连串的胜仗之后，日寇败征已现，乃想在东亚大陆减轻压力，以便全力在海上与美军搏斗，以防其在日本本土登陆。在这项新决策之下，彼方深知汪伪政权不值一顾，乃转而向重庆乞和了。
但是如何向重庆表示友善、求和罢兵呢？利用汉奸向重庆示意，断无此可能；利用唐生明等伪降之士，亦嫌分量不足。这样他们便想到在押的待决死囚、重庆方面的第一号大俘虏吴开先了。开释吴开先以表示倭方觅和诚意，而吴氏又是重庆方面地位足以“通天”（面谒蒋公）的高干——用目前的术语来说，他们要利用吴开先作为对蒋通话的“热线”（hot line），吴是他们掌握中的唯一具备此“热线”资格的人物。
可是，这时我全民族浴血抗战已苦撑六年，六年艰苦岁月中，日方一再诱降，我方迄未动摇；如今胜利已成定局，日寇屈膝有期，反而与败寇谋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