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三千年思想史的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影响我们全民族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最深最远的两位思想家，当然就是孙文和胡适了。
这两位先哲的影响所笼罩的社会幅度和渗透民心的深度，以及传播其影响的方式和方法，虽大有不同，有时且相互抵触，但是他二人之“道”，却可一以贯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则皆是“截西补中”的。
本来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贯注的，则是采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可是在这中西各有短长的“实在”（reality）情况之下，西洋人的经济现代化，和随经济变化一时俱来的文化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皆比我们早了两百多年，因此，在我们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匆忙地跟进的过程中，我们向他们学习的程度和需要，便远超过他们向我们学习的程度与需要了。换言之就是，我们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国留学，他们却没有大批来华留学的必要。
孙、胡两先生早期思想的出发点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深知西方之长，也深知我们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毕生的事业，便是择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了。但是“补中国之短”，并不一定要“舍中国之长”。问题是：什么是“长”？什么是“短”？在这“长短”的衡量与取舍之间，又怎样去“截长”？怎样去“补短”？近百年来，他二人便是领导我们作这项选择的最伟大的两位导师了。
当然，近百年来在思想上指导我们采西补中的大师，正不知几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数数看：自林则徐、魏源而下，到容闳、张之洞，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于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现代“思想家”。但是这些学者或政客，他们多半对所谓“西学”，可说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论——不像孙、胡二公，是自有其融会贯通的真知灼见。
在近代中国，老实说，对现代西方思想，没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则休想“搞通”中国固有思想。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社会、经济各方面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一“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现代西方思想”——对我们原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涂脂、抹粉、穿衣、打扮、刮胡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镜子，然后才知道自己是肮脏还是干净、是丑还是美。
镜子！镜子！你实在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你能说，我们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这面“镜子”，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脚梳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但是我们芸芸众生——甚至包括许多“大师”辈人物——有几个真正注意照照这面镜子、了解这面镜子、懂得如何运用这面镜子？
专搞皮相之论的政客们，有的也确曾面对“镜子”照了又照。不幸他们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镜，而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镜”。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镜内却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铁柱来。如此一来，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则民无噍类矣！
当然，把“长人”（孔子的诨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学生群中便随处可见。
公平地说来，近百年把这面镜子照得比较正确的先哲，还只有上述二人！
孙中山先生在运用这面镜子之后，便搞出他自己一套伟大的理论来。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们只知道孙公所推动是“三民主义”。其实他老人家所搞的，实在是一套“四民主义”，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业”——他始终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没有列入他的“主义”罢了。
中山认为解决这个“第四民”的问题很简单——振兴民族工业之道，便是引进西洋先进的科技，以独立自主原则，要“列强联合投资，开发中国”。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话。他把“镜子”看得很准。
七十年绕了一大圈！夫复何言？
孙中山实在是“圣之时者也”。他搞“民族主义”，也是在理论上不断进化，而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尔、俾斯麦一流“驱除鞑虏”的狭义民族主义。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对“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国式“大熔炉”（melting pot）的“中华民族”主义来。
这些都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黄宗羲、顾炎武，都未能举出实例，把问题搞清楚！
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生主义”，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问题是跟着“生产发展”而来的。中山则主张寓分配于生产，但是，他从未否定“生产”是永远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中山最伟大的，也是他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还是他“照镜子”照出来的“民权主义”。我们中国人，搞了几千年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君父主义”；而中山则是搞“无君”思想、甘为“半个禽兽”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
“君”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们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一党专政、吹牛拍马、送红包、走后门、有权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从这条总根里滋生出来的。
这条“总根”，在中世纪农业社会里，虽亦有其优劣互见的“两面性”，我们不可一竿打翻一条船；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个“君”——不管是名正言顺的，还是改头换面的——都是绝对的毒瘤，必须彻底割除。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便是在近代中国他是第一个主张并实行割除这个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山先生不但反对“君主专政”，他在“镜子”里也发现，一个“机关专政”——如“总经理”（president）专政、“议会专政”、“司法专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权”，还要“五分其权”呢！
我中华民族里，爱国、爱族而有远见的人士——尤其是“镜不离面”的海外华侨，目睹今世我亿万同胞的苦难、祖国糟乱的情况，和政客们的愚昧、自私和颟顸的程度，面对中山遗像，能不太息、流涕？
以上是孙文的思想和事迹。
胡适则又是另外一套了。
适之先生基本上是个学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贡献，可说是纯学术性的，那时他也偶尔清谈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业余工作，谈起来多半迂阔而不合时宜，影响亦有限。
可是胡氏的后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却正好相反，在后半生里，搞学问——如考校《水经注》——反而变成他的遣兴的工作，其影响亦微不足道，但是谈起政治来，他倒变成擎天一柱，所谈也切中时弊，而有极深极远的影响！
这个前半生学术、后半生政治的胡适，他和孙中山先生所发生的不同影响，恰好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互为表里，两相吻合。
在民国初年的那个“启蒙时代”里，搞白话文——注意：中山那时是不赞成以白话代文言的——新文学、新哲学、新的治学观点等等，都是解放思想、从而使思想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而思想现代化则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原动力。在这方面，胡适前半生的贡献恰恰是补中山后半生之不足。
而在中山逝世之后，“民权主义”微言绝、大义乖的时候，胡适却一马当先，“为往圣继绝学”，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来，成为中山民权理论的接班人，蔚为亚东独一无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没有胡适，则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灭！微适之，则中国早无自由种子矣！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有一次，一位在史学界极有造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认为胡适在学术上已无足轻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方兴未艾，于今为烈。
他是肯定胡适后半生的影响了。其实胡适前半生在学术上的影响现在已经结束了吗？前半生的影响反不如后半生吗？盱衡当世，鄙意不以为然也。
胡适说他治学四十年，“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在打转”。所以从他最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最后尚未完成的《水经注》一类的“手稿”，读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则没有哪一本可以说是白璧无瑕——有的甚至可以说有点粗制滥造（如《白话文学史》）。
但是吾人如从“方法”入手去评量各书，则胡适遗著便没有一本不是“方法示范书”——相应各类书籍所采用同类方法的第一部书；而这一“方法”，则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还有明显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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