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地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通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儿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座，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但是美国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台湾也不会接受——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论美国》作序时，就把“这年头”慨乎言之。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知道美国最深，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诗，作了一首有关胡氏的打油诗，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还小，后十年未老。
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一个研究胡适的人，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在美国住久了，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态——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才能略有启发——从一个古老文化，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震撼是可怕的。这种震撼，新留学生最明显，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胡适的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都强大，所以他回国以后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对一位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或可弥补国内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国内研胡书籍，详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当然，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国内同文乞教，此其四。
洞山和尚的批判态度
至于我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学问的学习保持个什么态度呢？我认为“老师”一词的意义，并不代表真理的终点，但是老师毕竟是老师，所以对老师的全盘否定，甚至把老师的祖坟也给挖掉，那就太混账了；相反，对老师的全盘肯定，也是病态，胡先生一辈子都叫我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记得胡适生前对我们教诲，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语录，以加重对我们的教诲——胡是禅宗史大师——他经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云崖和尚的及门高足。于是有人问洞山和尚说：“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你老师云崖和尚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其人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洞山和尚这句话，也是胡适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他的治学方法与胡适学派本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在替胡颂平先生所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所写的长序，也征引了这一段胡适之的口头“禅”。足见对“先师”学术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态度，是任何严肃学派里的“学生”所应该共同遵守的态度，不是某一个“学生”对他的“老师”的不敬或心存离经叛道、哗众取宠。记得元曲里有个白话曲牌叫《一半儿》——有一曲子，描写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爱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这“一半儿”的牌子。她唱道：“碧纱窗外悄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一声可憎回转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这位女士为什么“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呢？因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负了爱情，也辜负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适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学生，对他们的老师不愿“全肯”，不是不敬爱其老师，正是由于“不辜负先师”，才不愿“全肯”。“全肯”则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则文化便停摆了。做个胡老师的真正的学生，就要遵从师训，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负文化了。
我今天为什么未触及正题，却首先说了这么一大段态度与方法呢？这也是于师训有据的。胡先生说他一生治学，都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的。方法和态度不弄清楚，谈胡适是不能开口的。现在再谈谈什么是“胡适”，什么是“胡适时代”，这“时代”何以离去，又何以“卷土重来”。
什么是“胡适”？
“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个单纯的人名，它代表一个“文化整体”（cultural entity）。因为胡老师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师，他简直是众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师，例如文学（包括新文学、白话文、新诗、新旧文学的比较与批判等）、史学（包括对旧考证学的再肯定和对新史学方法的介绍）、哲学（包括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的再估价；对欧美传来的实用主义的介绍和对辩证玄学的批判）、宗教（包括对佛教禅宗的研究与批判；对耶教的立场与看法）、政治学（尤其是对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欧北美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的介绍）等。在上述各项中，无一项他不是个开山老祖或总司令。近七十年来的中国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拥胡的，还是“左”、“中”、“右”、“独”（独立思考）各派——都是围绕着胡适在打转，不提胡适，话便无从讲起了。
所以“胡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