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大楼的正门位于第九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界处。柱廊显得古色古香，每一层朝向街口方向都有四根硕大的圆柱支撑，从二楼窗台开始直至四层之上的屋顶。在宾夕法尼亚大道靠近街口一侧，只有一个阳台从五楼窗户延伸出来，位于那些圆柱左边。那就是专属胡佛先生本人的阳台。截至1942年，他已经在那儿看了十八年风景——既有庆祝总统就职的游行人群，也有簇拥着总统灵柩的送葬队伍。

　　我对这座大楼了如指掌，却从未有过在楼里办公的机会。因为我早些年在哥伦比亚特区 干的都是些外勤，或是见不得光的工作。会面时间定在十一点半，而我早到了十分钟，这要归功于我对大楼地理位置的熟识。我的样子看上去清清爽爽，胡须已经剃光，头发梳得油亮，身上的衬衣和西装一尘不染，脚上的皮鞋几可照人，干干净净的手上小心翼翼地托着帽子。这楼里的空间着实不小，不少人在我面前走过，有些看起来很像是老熟人，或许我也是他们的旧相识吧。不过我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而是走进电梯来到五楼，径直朝着局长大人的“至圣所在”走去。

　　胡佛先生的办公室并不在大楼中心位置，而是几乎藏在一个神秘的角落里。若是有谁要想找到这间办公室，需要先走过一条悠长的走廊，接着穿过一间干净桌面上摆着烟灰缸的大会议室，然后再经过一间接待室。在此恭候来访者的甘迪女士，活像是童话故事里守护公主的恶龙。至1942年，甘迪女士已名声在外了：她是胡佛先生必不可少的手下，扮演着监护者和女保姆的双重角色，也是唯一被允许观看、分录、编纂、阅读胡佛先生所掌握的个人档案的人。1942年我走进接待室的那一次，她刚刚四十五岁，但胡佛已经在“男性朋友”和心腹喽啰们面前称她为“老婆子”了。也难怪，这位甘迪女士在某些方面表现得的确很像一只“老母鸡”。

　　“你是特工卢卡斯吗？”她抬起头来瞄了我一眼。我站在她面前，手上拿着帽子，“你来早了四分钟。”

　　我点了点头。

　　“请坐吧。局长大人正忙着。”

　　听她嘴里蹦出“局长大人”这个词，我差点笑出来。既然她让我坐下，那我就坐下吧。这间接待室真是够寒酸的，只有两把软坐垫椅和一张靠墙的弹簧沙发。我走到沙发旁坐了下来。我知道，大多数特工对于埃德加·胡佛办公室的印象也就是这样的了，因为局长(我可没加“大人”)通常就是在外面的会议室或者这间接待室里接见低级下属的。我抬头四望，想要在对面展示柜为数不多的格子里找到约翰·迪林杰 的头皮，可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那件被汤姆和其他特工朋友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的玩意儿。展示柜里只摆着几枚奖章，还有一只落满灰尘的奖杯。或许那块头皮被送出去“干洗”了吧。

　　时钟刚刚走到十一点半，甘迪女士便说道：“特工卢卡斯，局长大人现在要召见你了。”我不得不承认，就在我迈进胡佛办公室大门的一刹那，我的心率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看到我走进办公室，胡佛先生猛地站起身来，快步绕过办公桌，在房间中央与我握了握手。随后，他示意我坐到办公桌右边的椅子上，而他自己则坐回了桌子后面。我曾经听其他特工说起过，有幸在胡佛先生的办公室里与之见面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番“程序”。

　　“呃，特工卢卡斯……”胡佛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身体靠在“宝座”上。我把他的椅子说成是“宝座”并非讽刺挖苦，而是因为办公室的布置本身即是如此——他的办公桌和椅子都摆在高出一截的“圣坛”上，而他自己那把椅子的奢华程度更是我所坐的会客椅无法比拟的；胡佛先生身后的墙上有一扇硕大的窗户，百叶窗敞开着。如果阳光明媚，他就会被阳光勾勒成一幅颇具气势的剪影。只不过，虽然早晨阳光不错，可这会儿却成了多云天。胡佛先生身后的“光芒”被削弱了不少，这使我能轻易看清他的容貌。

　　1942年4月的这一天，埃德加·胡佛四十六岁。这是我唯一一次与他见面。我在打量着他，而他也在打量着我。跟别人会面的时候，我习惯于通过假设与对方徒手格斗来对其做出判断——也许这更像是一项弱点吧。单从肢体强健程度而言，把胡佛摆平对我来说并非难事。通过跟他握手我发现，以特工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个头实在太矮了——他和我一样高。而且，即便是跟我这个微胖的人比体重，他也至少要比我重二十磅 。他大概只有五英尺十英寸高，一百八十三磅重，远远超过他给手下特工制定的身高体重比例标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又矮又胖，而他那粗笨的上半身加上我所见过的男人中最小的双足，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胡佛的衣着很是考究，挺括的深色双排扣西装做工精美绝伦，而那条粉色与酒红色相间的领带更是普通特工不敢模仿的。除此之外，他的上衣口袋里还塞着一块粉色的丝质手帕。他的头发看上去又黑又亮，整齐光滑地向后梳着，搭配着他那标志性的皱眉和眯眼，显得很像是被拉得太紧的假发。

　　有一幅流传甚广的讽刺漫画，画中的胡佛被描绘成一只斗牛犬。它有着凸出的大眼，扁平的鼻子，紧咬着的大牙。初次与他相见，他的这些特征皆表露无遗。不过，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只八哥犬，而非斗牛犬。胡佛的动作很快，他走到办公室中央，与我握手，又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五秒。这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虽然略显紧张，却很有目的性。如果我要跟他干一架，那么肯定先打他的肚子——很显然那是他全身上下仅次于“下三路”的最薄弱环节。然而，我一定会保证自己在他倒下之后仍然有所防备。看看他那双眼睛和那张嘴吧，即便你把他的手脚全都砍掉，他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咬死的！

　　“呃，特工卢卡斯，”他再次说道。他的手上翻着一本厚厚的人事档案——我知道，那一定是我的档案。桌上摆着几本别人的档案，在距离他左手肘部几英寸远的地方是一部黑色皮革装订的旧书——那是他母亲送给他的《圣经》，是一件局里同人都听说过的艺术品。除此之外，桌上再无他物。“卢卡斯，你到华盛顿来，一路旅途还算愉快吧？”

　　“是的，长官。”

　　“卢卡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召你到这儿来吗？”胡佛的话说得很快，但发音短促，不太连贯。

　　“不知道，长官。”

　　局长点点头，但似乎并不想把事情挑明。他翻阅着我的人生，仿佛是第一次阅读这份档案。但我敢说，在我到来之前，他便已经熟读过它了。

　　“我看档案上写着你生于1912年，”胡佛说道，“你出生在……呃……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

　　“是的，长官。”尽管我猜不出胡佛为何召我到华盛顿来，但我在从墨西哥返回美国的路上的确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并未指望着能够“升官发财”或是得到“特殊表彰”。1942年，为埃德加·胡佛卖命的特工大概有四千人，我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我干掉了两个人……如果把1941年干掉的克里维斯基也算上的话，那就是三个。局里上一个堪称杀手的角色，是特别行动署的负责人梅尔文·珀维斯，据说约翰·迪林杰和“美少年”弗洛伊德都是他的枪下之鬼。不过，局里的人认为这两件案子都不是他的功劳。1935年，珀维斯在胡佛的强迫下辞职了，个中缘由大家也都心知肚明。珀维斯……他太出名了，甚至有些功高盖主了。毕竟局长大人从未射杀过罪犯，也没有亲手逮捕过任何人。只有“埃德加·胡佛”这一个名字可以被公众与联邦调查局联系在一起，所以珀维斯必须离开。这便是我任何时候都不愿高调邀功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墨西哥参与逮捕最后几名德国军事谍报局特工，还是在阴暗的砖房里干掉那个试图取我性命的席勒和他雇来的杀手时，又或者是在杀死克里维斯基时，我都保持着低调。

　　“你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胡佛说道。

　　“是的，长官。”

　　他将目光从文件夹移到我身上，盯着我：“这对于墨西哥天主教信徒家庭而言不算人多啊。”

　　“我父亲生在墨西哥。”我说道，“我母亲是爱尔兰人。”莫非局里最近才得知我父亲的国籍？

　　“墨西哥人娶了爱尔兰人，”胡佛念叨着，“只生了四个孩子，真是奇事一件啊。”

　　奇事？流感和肺炎才是奇事呢。不过，尽管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却依然保持着面无表情。

　　胡佛再一次低头看了看我的档案：“特工卢卡斯，你的家人是不是称呼你‘胡塞’？”

　　我父亲的确是这么称呼我的。直到他死去的前一年，他才终于成为合法的美国公民。“胡佛先生，我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是‘约瑟夫 ’。”

　　如果把我召回华盛顿只是为了核实这些信息，那么我没什么可紧张的。局里并不像外界那样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1942年，整个联邦调查局共有5702名黑人雇员——这是在不到一周之前，我在驻墨西哥城办事处的一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