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底，胡佛先生将我召到了华盛顿。我是在墨西哥接到电报的，局长大人命令我“以最快速的可行方式”前去报到。这倒给了我一点拖延时间的机会，因为局里所有人都知道胡佛先生是个极度精打细算的家伙。一般情况下，应召返回华盛顿，即便是从墨西哥城或是波哥大出发，也必须要换乘驴子、汽车、船只和火车等各种交通工具，同时还必须时刻关注旅费账单。

　　在与胡佛先生约定见面的那天早晨，我乘着一架银色的道格拉斯DC-3飞越了得克萨斯、密苏里和俄亥俄三州，最终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落了地。我饶有兴味地透过舷窗向外望去——这是一个美丽的春晨，不仅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在4月明媚的天光下闪着熠熠光辉，就连机场本身也是一派崭新气象。我以前坐飞机前往华盛顿的时候，曾经在旧有的胡佛机场着陆过。那座老机场位于波多马克河对岸的弗吉尼亚州，临近阿灵顿国家公墓。虽然自1941年夏天之后，我一直都在国外，但我还是对军队的一项行动有所耳闻。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甚至未经总统批准，他们就已经开始在胡佛机场原址一带建造一座全新的、庞大的五边形总部大楼了。

　　飞机降落之前在空中盘旋了一圈，我看到新的国家机场选址颇为适宜，靠近市中心区。这座现代化空港显然尚未竣工：崭新的航站楼依然在安装设备，工人们仍如蚂蚁般围在其四周。我还瞟了一眼正拔地而起的军队总部。新闻媒体已经开始称呼其为“五角大楼”了，从三千英尺 高空望去，这一名称似乎还是挺恰如其分的——尽管这座古怪的大楼只建成了一半，地基和建造中的墙体却已经显现出清晰的五边形状。单单是停车场就占据了胡佛机场和相邻游乐园曾经的位置。我看到一队队军车开往大楼已建成的部分，估计是在往里面运送桌椅和打字机，还有那些因为扩军而催生出来的官僚“杂碎”吧。

　　随着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逐渐降低而转入降落“节奏”，我将身体靠回椅背上。我挺喜欢曾经的胡佛机场，尽管它只不过是一片夹在游乐园和垃圾填埋场之间的长草地带而已。一条名叫“军事路”的县道穿过降落跑道——请注意，不是与之并行，而是穿过——几年之前，我听说有一位机场管理员，曾经因为试图要架设红绿灯以便商业航班降落时暂停公路交通而遭逮捕并被判有罪。县道管理部门已经拆除了非法的红绿灯。这似乎并不成什么问题，因为我从前每次乘飞机在胡佛机场降落时，飞行员似乎都能足够熟练地躲开滚滚不息的车流而安全接地。我记得当时也没有管制塔台，只有旁边游乐园的过山车轨道最高点挂着的一只风向标。

　　飞机落地，乘客离机。我是第三个走出机舱的人，一边沿着舷梯快步走到温暖的停机坪，一边重新将点三八口径手枪别到腰带上。我的包里装着一套换洗衣物、一件干净的衬衫和另外一身黑色西装。不过我实在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找家旅馆，登记入住，沐浴修面，换好衣服后再去见胡佛先生。这让我有些担心。局长大人无法容忍他手下的特工衣冠不整，即便后者折腾了一夜、刚刚从墨西哥飞回美国。

　　走在依然散发着油漆和灰泥气味的新航站楼里，我在报栏前停了下来，阅读着上面的报纸。《华盛顿每日新闻》头条写着“性病患者人数已超过体育场容量”。我试着回忆从前的格里菲斯体育场所能容纳的人数。至少能装下三万人吧。如此众多身穿崭新军装的新兵——陆军、海军、宪兵、海岸警察、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备队——大多数人都在亲吻着至少一位姑娘。想到如此场景，其实真正让我惊讶的是，自战争之初，感染性病的人数居然如此之少。

　　穿过新航站楼，我径直走向出口旁边的电话亭。若是我这会儿想要洗个澡、换换衣服，跟汤姆·迪隆取得联系不失为一个办法。迪隆曾与我在一起在匡蒂科(美国联邦调查局训练中心所在地)受训。我俩也曾共同加入X营区，直至他被派到华盛顿，而我被调往秘密情报处。这家伙是个单身汉——或者至少十个月前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还是，而他的公寓离“衙门”不远。我掏出一枚硬币塞进电话机，叫接线员接通了他的住宅电话，希望今天他休班。作为一名外勤特工，如果今天是他的工作日，那么他很可能不在办公室。我听着电话里的铃声，心中不禁失望。正当我笨手笨脚地想要再掏出一枚硬币时，一只汗毛颇重的手从后面伸了过来，从我手中夺过听筒，重新挂到了电话机上。

　　我转过身，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胆敢招惹我的士兵或水手，却差点直接撞上汤姆·迪隆那张笑脸。

　　“乔，我听见你对接线员说我的号码了。”迪隆说道，“我可不在家。”

　　“你从来都不在家。”我一边跟他握手，一边笑着说道，“汤姆，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可不相信什么“巧合”。

　　“拉德先生派我来的。他说你十一点半要去局里，所以叫我过来捎你一程，好让你有时间去我那里洗个澡，收拾一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好极了。”我说道。拉德先生，也就是D.M.拉德。拉德在局里的朋友们都叫他“米奇”。他是局长大人的助手之一，如今是国内情报部门负责人，同时也是汤姆·迪隆的顶头上司。刚才迪隆并未说到我是要与局长见面，或许他并不知情，所以我也没必要对他讲太多。

　　“这架飞机到得可挺早的。”他似乎是在为没能到航站楼门口接我而表示歉意。

　　“因为飞机不用为避让地面交通浪费时间。”我答道，“咱们走吧。”

　　汤姆接过我的行李，带我穿过人群。他的福特牌跑车就停在大门外的路边。车子是敞篷状态，汤姆把我的包直接扔到后座，又快步绕到驾驶员一侧——他依然像我记忆中在匡蒂科受训时那样充满孩子般的活力。我坐到车上，将身体靠向柔软的椅背。车子发动了，载着我们离开机场朝市中心驶去。空气温暖而湿润，但与前几年我所待过的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相比还是略逊一些。现在已经过了华盛顿著名的樱花盛放的季节，但宽阔的大道上依然萦绕着残花的香气，加上木兰花浓郁的芬芳，为这座城市营造出一份似曾相识的南方风情。

　　尽管我说“似曾相识”，但眼前的这座城市，与1938年、1939年我曾经临时居住，又在去年夏天短暂探访过的华盛顿完全不同了。曾几何时的华盛顿，像是一座慵懒的南方小镇，宽阔的街道上从来都不会堵车，它的气质甚至比我随后去过的许多南美洲村镇都要娴静安逸。如今一切都变了。

　　这里随处可见我所听说过的“临时建筑”：盖着灰色石棉瓦的建筑粗陋而单调，每一座都几乎有半个街区长，各有一侧延伸出五座耳房。这些耳房都是用一周时间仓促搭建起来的，意在容纳参与战时特殊工作的人员和官僚机构。这种丑陋的临时建筑遍布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两侧，遮蔽了池塘本身，被摇摇欲坠的棚桥连接起来，在水面上纵横交错。宪法大道沿线充斥着更多临时建筑，我从前常常在匆忙间去用午餐的一处美丽花园已然消失。如此众多样貌丑陋的临时建筑环绕着华盛顿纪念碑，仿佛一群等待猎食的贪婪的食腐动物。

　　街道虽一如从前般宽阔，但如今却挤满了轿车和卡车，其中包括无数漆成橄榄绿色的军车。正如我在飞机上透过舷窗俯瞰时所想的，这些军车的车斗里真的载满了桌椅、打字机和档案柜。美国正开始参与战争，而且是两面对敌。人行道上熙熙攘攘，虽然有些人身穿军装，但大多数人都是一副百姓模样。他们穿着灰色或是黑色套装，女人们的裙摆比我印象中的短，不过套装上肩膀的设计让人很难从上半身分辨男女。每个人都显得年轻而健康，似乎急着去参加重要会议。公文包是男人们的必备之物，甚至还有一些女性也拎着。

　　尽管汽车川流不息，但有轨电车依然可见。不过我发现，这些电车貌似比从前更显古老了。我大概花了一分钟时间才意识到它们的“老态”。这座城市一定是重新启用了退役的电车，以便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一辆产于19世纪的古色古香的双头木质电车，从我面前颤颤巍巍地驶过，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车顶开着一排玻璃车窗，踏脚板上挤满了乘客。他们紧紧抓着铜质把手和皮革拉环，大多数是黑人。

　　“看到了吧，”汤姆·迪隆转过头来与我对视，“现在城里的‘黑鬼’比战前更多了。”

　　我点点头。如果其中一辆电车上有人在朝我们这边看，也许会把我们当成兄弟俩，甚至是异卵双胞胎了吧。汤姆三十一岁，而我只有二十九岁，但他的皮肤要更平滑，鼻子两边还有一点雀斑痕迹；而且他的鼻梁从未被打断过，这跟我不一样。当然，我们都穿着胡佛先生所规定的深色西装，搭配白色衬衫。虽然此刻汤姆的衣服更新一些，但我俩还戴着近乎完全相同的毡帽。我们的头发也都剃成了比衣领高两英寸 的样式。如果我们的帽子都被风吹掉，那么旁人一定会发现，我们都把头发精心梳理过，以免呈现胡佛先生所厌恶的“尖头发型”。我俩的右前裤袋里都塞着一块局里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