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曾祖陶侃在东晋初年声威显赫，为一代名将，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显职，而且在诗人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为东晋名士孟嘉之女。

　　诗人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二十九岁起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少日便归，后因家贫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职。义熙元年（405）为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便自免去职。归隐田园后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绝了朝廷的征聘，以“种豆南山”负耒躲耕终老。死后朋友私谥“靖节征士”，故世号“靖节先生”。

　　人们总是赞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烈气节，总是激赏他那洒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视了他必须面对的许多有关社会与个人的难题：诸如穷与达的烦恼，贫与富的交战，生与死的焦虑等。如果只看到陶渊明的高逸洒脱，而不了解他“忧勤自任”（沈德潜《说诗晬语》），我们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我们就不明白陶渊明是如何从忧勤走向洒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征及其文化底蕴。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经历，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渊明及早获得了入世情怀（《饮酒》之十六），他曾有过“大济于苍生”的壮志（《感士不遇赋》），有过“猛志逸四海”的豪情（《杂诗》之五），也有过“慷慨忆绸缪”的雄心（《杂诗》之十）。《命子》据考证作于三十岁左右，而立之年的诗人在追述先辈的勋业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与钦羡，为陶氏在历史上“历世重光”而骄傲，并为自己年届而立却一无建树而羞愧，发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叹息。称述祖业既以勉儿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继踵前贤，但愿儿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辈有勋绩称于前，儿孙有伟业著于后。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有成而东西游走，《拟古九首》之八说：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诗人在此诗中抒写自己少时独闯天下的豪侠肝胆，斗强扶衰的侠义情怀，以及世无知音的孤独苦闷。诗中的经历并非诗人青少年生活的实录，身处晋末宋初的陶渊明不可能“行游”到张掖和幽州，“张掖至幽州”和“渴饮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壮且厉”的刚强豪迈罢了。在《读山海经》之九、十两诗，诗人同样以高音亮节称颂不畏强暴的胆略、顽强不屈的斗志和刚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两首诗表达了对这些悲剧英雄壮志难酬的叹惋，更抒写了对他们奇行异志的赞美，诗中的果敢之气盖过了感伤之情。从“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后”这些铿锵作响的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对功名的向往。他在《拟古》之二中也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已届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忧勤自任，他在《荣木》一诗前的小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他不断打起精神勉励自己：“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回响。

　　为了不使自己“白首无成”，陶渊明多次“宛辔”出仕，从二十九岁释褐“起为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去彭泽县令，其间时仕时隐共拖了十二年。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陶渊明早年生活的贫苦当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他出仕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辞去彭泽县令后生活同样常常陷入困境，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乞食》）去沿门讨乞的程度，可他并没有因为“长饥”去“学仕”，义熙末反而拒绝朝廷“著作郎”的征召。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经”的教育来看，他青年时期“慷慨忆绸缪”的志向是他几次出仕的主要动因。

　　陶渊明的气质个性又不宜于出仕，他称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也说：“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同上），“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难怪清人张荫嘉认为陶出仕像是“违心之举”，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诗赏析》）。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特点。苏轼将此说成是陶为人之“真”的一种表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书李简夫诗集后》）这一行为表明他为人之真固然不错，但并没有说清诗人一边出仕又一边厌仕的原因。他从“向立年”到不惑年这一人生阶段，忽而出仕忽而归隐，说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有隐的不安，寄情田园他难免“白首无成”的惶恐，走上仕途又与他“闲静少言”的气质相违。最后诗人才深深意识到汲汲于功名是自己误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大彻大悟地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关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原因，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曾有过明确的交代：“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后来萧统的《陶渊明传》《南史·隐逸传》都众口一词沿袭沈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历史上一直被传为美谈，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仿效典范，而且成了气节和操守的代名词。尽管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有些大煞风景，但它不仅于情于理不合，更与陶渊明自己的陈述不同，所以历史上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陶元亮）岂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带谒见之事，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邮，方较论禄之微薄，礼之卑屈邪？”（林云铭评注《古文析义初编》卷四）《归去来兮辞序》中他对自己辞官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我们来听听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

　　由于求官是“幼稚盈室”而“瓶无储粟”的生活所迫，不仅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内在要求，反而有违自己“质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奔走仕途完全是为“口腹自役”，心灵的折磨比饥冻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从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内在的本性，也远离了自己喜好的“园林”。是委运自然还是曲从人事，是保持自己的自然“质性”还是“矫厉”自己的本性，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是他“解印绶弃官去”的深层原因，这一选择也是他生命的决断。

　　委任自然，任真自适，是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存在方式。在对待穷与达这一问题上他不愿意扭曲自己的天性，在对待贫与富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他和一般人一样常有“贫富常交战”（《咏贫士》之五）的苦恼。仕途上的“穷”必然带来生活上的“贫”，“拂衣归田里”后等着他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之三）的煎熬。陶渊明虽然“望非世族”（《晋书·陶侃传》），但他作为本朝元勋之后仍有比较深的社会关系，能几次出入桓玄、刘裕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证明。历史为他这种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可上可下的选择余地，他可以弃官守拙而贫，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正是这种可富可贫的主动性，才造成他精神上是富还是贫的矛盾冲突。诗人之所以最后弃官彭泽，title();